5月9日,一度流亡海外的小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以近6成選票榮登菲律賓總統大位。過去超過30年,沒有候選人能拿下超過5成選票,而上一位紀錄保持人,正是他的父親──著名的獨裁者費迪南德.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政治菁英貪腐、高高在上
助草根性、接地氣政客崛起

為何小馬可仕能夠一舉勝選,還洗刷了「貪污百億美元」的罵名?因為他看透了,菲律賓已邁向「民主疲勞」,得以趁隙而入,籠絡了人民的心。

什麼是民主疲勞(Democratic Fatigue)?2016年,歐洲知名文化歷史學者及得獎作家雷布魯克(David Van Reybrouck)觀察到,人們雖然沒有放棄民主選舉,但厭倦了虛偽的民主菁英,所以轉向支持原本因「反民主」而不曾考慮的草根或威權型人物,促成一批非典型政治人物崛起,包括法國極右派代表勒龐(Marine Le Pen)、奧地利反歐盟著稱的霍費爾(Norbert Hofer)等。當然,還有前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

民主疲勞的第一個特徵是,人民都經歷政客壟斷權力、中飽私囊,讓民主淪為沒有內涵的勝選招牌。

以菲律賓來說,馬可仕獨裁政權垮台後,人民實際感受到的民主,不過是更加腐敗的政府、經濟不平等惡化、越趨破敗的基礎建設。

如第13任總統艾斯特拉達(Joseph Estrada)被控貪污8千萬美元;繼任的艾羅育(Gloria Arroyo)又被爆出丈夫、親戚濫權收賄。但前者卻能回鍋擔任首都馬尼拉2屆市長,後者也一路高升到眾議院議長。

人民累了,不再相信高高在上的民主菁英,反而傾向找一位「接地氣」、能苦民所苦的人選。民主疲勞將前菲律賓總統杜特蒂、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以反貪聞名的斯洛伐克首位女總統查普托娃(Zuzana Caputová)推上大位。


自由、全球化反讓生活變糟
找回民族榮耀成人民首選

民主疲勞的第二個特徵,是人民對於「找回榮耀」特別有感。人們發現堅持「民主、自由、開放、包容」,似乎沒讓生活好轉,許多國家不僅未受益,反而淪為全球化輸家,因此寄望極端民族主義,跟著高喊「讓國家再次偉大」。

「團結,我們會再次崛起!」小馬可仕就主打找回過往的民族驕傲,把馬可仕之名,與最輝煌的50到70年代聯繫在一起。當時菲律賓靠著美國扶持,人均GDP在亞洲僅次於日本,「小紐約」馬尼拉更是當時亞洲的金融中心。

「建立『菲律賓人的菲律賓』,一直是個重要課題,」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宋鎮照指出,小馬可仕身為北方代表,搭檔南方勢力的杜特蒂之女薩拉(Sara Duterte),讓人民看到族群融合,支持度也隨之扶搖直上。

民主疲勞的第三個特徵,是人民感覺威權似乎沒有那麼糟。這讓小馬可仕致力於洗刷父親戒嚴時期的污名,如面對侵吞百億美元國產、囚禁數萬異議分子的指控,他最常用的說詞是:我為什麼要對建造綿延千里的道路、自給自足的稻米、發電廠、或亞洲最高的識字率道歉?企圖以經濟成就掩蓋家族惡行。

鄰國超車醞釀不滿情緒
年輕世代反崇尚威權統治

民眾卻埋單這樣的詭辯。《現代菲律賓政治的起源》作者、劍橋大學國際關係碩士江懷哲說,這對於眼看鄰國不斷超車的年輕人來說,極具吸引力。「菲律賓年輕人因為沒經歷過,所以選擇接收不同版本的訊息,天生對威權就沒有免疫力。」

在雷布魯克眼中,民主疲勞讓領導人能用簡化的政見,訴求一次根治所有問題。

但簡化的訴求反讓國家發展陷入停滯。靠著民粹勝選,就必須對支持者有求必應,反而導致施政效果不佳,或必須再以極端的手段來平衡。

例如杜特蒂發動反毒戰爭,卻爆發警察濫權,反讓治安惡化。根據全球數據庫Numbeo,菲律賓近5年犯罪程度上升,反而其他東協國家大多有所改善。曾經犯罪指數高於菲律賓的泰國,去年已超車變成更安全的國家。


杜特蒂更推出「大建特建」計畫(Build, Build, Build),斥資近1千6百億美元,然而,計畫包山包海,卻無法改善外商真正在意的問題,例如都市塞車、電價高漲等。

世界銀行估計,菲律賓的外商直接投資淨額從2017年起一路下滑,截至2020年,已減少35%。

選舉過後治國三危機:
排外、反全球化、社會動盪

小馬可仕勢必繼續「大建特建」,但菲律賓去年負債已經突破GDP的60%。目前為止,他的經濟政策都傾向靠減稅和補貼,例如降低進口能源的貨物稅、免除中小企業稅負、補助稻米價格等,恐怕只會對政府財政帶來更多負擔。

最後,民主疲勞又經濟弱勢的國家,為填補資金缺口,往往走向投靠中資。非洲的情況正是如此:有威權色彩又想大幅推動基礎建設的國家,通常最仰賴中國,也最受青睞,成為中國積極拉攏的對象。

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究中心徐遵慈主任表示:「小馬可仕面臨的主要挑戰,會是怎麼引進外資,」加上中國正全力拉攏菲律賓,收編美國忠實的盟友,雙方未來應該會深化經貿關係。

雖然民主疲勞並非菲律賓獨有,但小馬可仕的歷史性勝利,卻為部署投資東南亞等地的企業,帶來新警訊。

第一個風險,來自極端主義的排外特徵。目前尚無有效的解決方法,在歐洲,主張反移民、極端種族主義的勢力,如正統芬蘭人黨、匈牙利運動(Jobbik)和義大利的五星運動,都在近年逐步擴張。

東南亞的印尼、馬來西亞,也出現類似的風險。出身印尼獨裁家族的蘇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主張民主體制不適合印尼,甚至不斷挑起排華情緒,獲得廣大支持,甚至入閣擔任國防部長。

馬來西亞現任首相沙比里(Ismail Sabri),常因發表反華言論備受爭議。所屬政黨巫統於2018年因貪腐失去60年政權,但僅過3年,即使默許穆斯林極端派壯大,馬國人民仍讓巫統重掌政權。

第二個風險在於,幾乎所有操弄民主疲勞的政治人物,都主張貿易保護主義。例如4月的法國總統大選中,險些威脅到現任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的「女版川普」勒龐(Marine Le Pen)主張就和川普如出一轍:反對自由貿易,指全球化正是傷害法國經濟的元兇。

而仰賴外貿的東南亞各國,可能以增加補助或減稅來保障人民權益,尚不至於全面主張保護主義。

第三個風險,越是操弄民主疲勞的國家,政治動盪也越發激烈。雖然民主疲勞可以帶來龐大民意支持,但也意味著無法容許反對聲音,要徹底抵制民主到底。

以菲律賓為例,杜特蒂政府在2020年取消了反對派電視公司ABS-CBN的經營許可,讓新聞自由嚴重倒退。今年,菲律賓的新聞自由指數世界排名第147名,只比一些威權國家好。

即便小馬可仕取得多數支持,但民主派人民依舊很難接受洗白。歷史經驗顯示,小馬可仕只能以強力手段打壓異己,最終兩派的隔閡可能只會更深。

相對於歐美國家的民主疲勞核心,是要民主菁英回歸民意;小馬可仕的勝選,卻代表人民以威權取代民主的想望。例如杜特蒂種種言行超脫常理,反而讓菲律賓人民期待「獨裁者之子」的表現。

當操弄民主疲勞成為獲取權力的保證,沉浸在一時激情的人民,恐怕才是最後真正的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