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之所以區別於以往世紀,在於各種不同領域的探索,包括數學、人類學、歷史學、遺傳學和語言學,以充滿力量而令人信服的姿態相互輝映,為人們說了一個自然世界的壯闊故事。

故事裡有宇宙、地球以及大陸和海洋的演化、生命的起源、世界人口的增長和不同種族及不同文明的發展等豐富內涵。這個故事的基礎和架構是對達爾文(Charles Darwin)進化論的演繹。

達爾文進化論深入社會運作

達爾文的《物種起源》1859年出版之後,他的思想很快由生物學擴展到人類社會的運作。進化論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已經家喻戶曉,首先是美國。

美國的社會學家威廉.格雷厄姆.薩姆納(William Graham Sumner)和托斯丹.范伯倫(Thorsten Veblen)、芝加哥大學的約翰.杜威(John Dewey)等人,都在達爾文「生存競爭」和「適者生存」的背景下辯論和探討政治、戰爭以及人類社會劃分為不同階級的問題。薩姆納認為,達爾文看待人類的新視角事實上已經為世界提供了終極解釋與理性。

它解釋了深受商人歡迎、不受約束的自由放任經濟存在的原因。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的論調也同樣大行其道,進化論解釋了主流的權力體系,例如做為「適者」的白人「自然地」凌駕於「退化的」其他有色人種之上。

另一種略微不同的意見則認為,進化論暗示著變化都是緩慢發生的,需要經歷漫長的地質年代,這也給同薩姆納持類似觀點的人們提供了一個關於政治改革的自然隱喻:即快速的、革命性的變化是「非自然的」。自然法則只是逐漸的帶來變化,正是這種漸進性才造就了世界本來的模樣。

尼采思想走適者生存概念

達爾文的身影籠罩著整個20世紀,許多領域、學科以及思維模式或行為方式都在進行自我調整以回應進化論。在思想領域以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為代表。尼采繼承了亞瑟.叔本華的悲觀主義,並賦予它現代的、後達爾文主義的轉向。

尼采的主要思想(雖然他從未系統性闡述)是:所有的歷史都是兩大集團之間形而上學的鬥爭。其一是表達「權力意志」(will to power)的領導集團,他們是文明的基石(創造價值)所必需的重要生命力。

另一集團則是缺乏「權力意志」的被領導者,主要包括由民主所造就的普羅大眾。他說,「那些貧窮弱小的可憐蟲會使文化枯竭」,而「富有強大的人能夠使文化繁榮昌盛」。所有文明之所以能夠存在,都要歸功於「那些文明的掠奪者,他們具有堅定的意志力,充滿對權力的渴望。他們奮力撲向那些更為弱小、文明而和平的種族……,掠食那些燦爛的古老文化,即使它們最後的活力仍然在精神與腐朽的絢麗煙火中發出耀眼光芒。」他將這些文明的捕獵者稱為「雅利安人」(Aryans),他們將成為社會的統治階級或集團,而且這些「高貴的階級總是野蠻的階級」,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有更長壽命和更強能量。

尼采的許多作品都是在已罹患早期梅毒的時期撰寫的,這似乎使其思想的正確性與接受度打了折扣。但不可否認的是,他的哲學一直極富影響力,至少對許多人來說,它與進化論非常契合。

尼采提出的超人概念,凌駕於下層社會之上決定其生死。但不管這對某些個體的影響如何惡劣,它聽起來與進化、叢林法則以及為了人類整體利益而以「適者生存」為準則的自然選擇非常相似。

但領導能力、創造價值的能力以及將自己的意志加諸於人的能力——這些本身並不是進化論對「適者」的定義。「適者」應當是那些繁殖能力最強、後代最多的種群。尼采的思想本質上陷入了社會達爾文主義,後者則常常犯這樣的認知錯誤。

資本主義是進化的經濟形式

達爾文主義的精神貫穿在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904年起發表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系列論文。經過宗教改革的洗禮,新教催生出更早也更為原始的信仰,也造就了更先進的經濟系統。韋伯本人也於1895年在弗萊堡大學(Universität Freiburg)任職演說中,提到了達爾文主義的鬥爭。

韋伯以一個令人費解的悖論為開端,他發現在很多情況下,男性(和少數女性)表現出積累財富的動力,但同時也表現出「極度的禁欲主義」,對於他們所積累的財富所能換來的世俗快樂完全不感興趣。

其實很多企業家追求的生活方式是「厲行節約」。這是不是很怪?為什麼要為了這麼少的獎勵而努力工作?經過深思熟慮,韋伯認為答案來自他所謂的「現世禁欲主義」(this-worldly asceticism)的清教主義,這是一個他參考了「感召」(the calling)的概念後擴展出的新概念。

這種思想在古代並不存在,而且韋伯認為,它同樣不存在於天主教的教義之中。它僅僅起源於宗教改革,而它背後的思想在於:個人道德責任的最高形式以及向上帝履行其義務的最佳方式,是去幫助他此時此刻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的同胞們。

換句話說,天主教徒的最高理念是透過出世和冥想來淨化自己的靈魂(正如靜修的修士所為),而新教徒則恰恰相反:成就感源自幫助他人的舉動。

不能傳播福祉的閒置財富,以及沒有運作的資本,都被譴責為罪過。對韋伯來說,不管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什麼階段,最初都是導致於宗教狂熱。如果沒有那場狂熱,那麼將資本主義與此前所有制度有所區別的勞動組織形式就無法成為現實。

韋伯非常熟悉歐洲之外地區的宗教和經濟實踐。他認為,比如在中國,經濟合作的主要形式是由廣泛具有親屬關係的單位提供,這自然限制了行業協會和企業家個人的影響力。

相比而言,歐洲的優勢還在於繼承了羅馬法的傳統,比其他地區提供了更加整合的司法實踐,使思想的轉化更緩和,也促進了對契約關係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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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彼得.沃森
出版社:商業周刊
出版日期:2021年3月4日

彼得.沃森 簡介
英國知識史學者,曾任劍橋大學麥克唐納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新社會》雜誌副主編,為《泰晤士報》、《紐約時報》、《觀察家》等報紙撰寫過專欄,以恢弘思想史作品聞名於西方世界,著有《人類思想史前篇、後篇》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