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歲那年,我在《中國時報》當採訪組的經濟組組長已歷三年,每天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中午、晚上都和企業界應酬,下午則去洗兩小時三溫暖,下班後不是同事相約吃消夜、喝酒,不然就去打一晚上麻將,只有在晚上到報社寫稿、看稿、發稿,這樣的日子,很容易讓一個人迷失自我。

有一天我醒來,忽然警覺這樣過日子實在太離譜,不禁問自己:還要繼續過這樣的日子嗎?我立即的回答是:要,因為實在太舒服了,為什麼要離開呢?

既然要繼續做,接著我就想:那我很快就會四十歲,黃金年華很快就過去了,那我這一生應該就老死在《中國時報》,不會有其他的可能了。想到這裡,我隨即問自己第二個問題:既然老死在《中國時報》,那二十年後我在《中國時報》,當我五十三歲時,會做什麼工作呢?這是長期的策略思考。

我會是余紀忠嗎?余先生是《中國時報》老闆,所有事他一言而決!我當然不會是余老闆,我不是余家的人。我會是報社的發行人、社長、總編輯、總經理嗎?這些都是報社高階主管,如果我努力一些,再加上些運氣,這些職位我都可能擔任,可是我發覺當我做到這些職位時,我並不快樂,原因是這些職位都是五日京兆的工作,余老闆不時會玩人事大搬風的遊戲,所有人都是高高興興上台,悽悽慘慘下台,當我變成報社的高官,我就變成老闆玩弄的棋子,不再擁有自我。

當我想清楚二十年後不會快樂,這不是我想要的日子,一星期後,我就辭職走自己的路了。

這是我一生最重大的改變,我放棄在《中國時報》的舒適圈,走上了完全不可測的獨立創業的日子,歷經凶險萬狀、高潮起伏、峰迴路轉、柳暗花明,最後勉強存活。

這也是我一生中最長久的一次策略思考;二十年,想像二十年後會做什麼?這應是我用一生來思考,所做的最重大決定。

我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問一下自己的未來規畫,最近一次是當我六十歲時,我問自己兩個問題:我還要工作幾年?我還要活多久?怎麼活?

工作容易回答:只要我工作愉快,能有所貢獻、發揮,那就繼續做下去,否則隨時可走人。

至於要活多久,這我不能決定,可是我可以先做再活十年的規畫,我先規畫了七十歲以前的人生。

我的一生中,不時會問自己的未來規畫,三年最短,這通常是年度規畫的延伸,做完明年規畫後,也想像一下三年後會如何,這通常是很具體的規畫。

其次五年、十年,也是常見的思考,十年通常是按歲數而來,三十想四十,四十想五十。而五年則是以工作的階段性規畫,如想學的事、想創的業,想想五年之後會如何?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花時間想未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