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的此刻,我寫下一段話「一千顆種子、一千個希望」:每年春天,我們都要播下一批綠種子,期待來年成樹、成林、成為國家棟樑。

春天又至。今年是「一個台灣,兩個世界」系列,連續第四年的推出。從二○○三年貧富差距、二○○四年隔代教養、二○○五年湄公河畔的台灣囝仔,到今年的「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 身心障礙兒」,一晃眼,四年了。

對於「一台兩世」,說實在,我個人已不復四年前的澎湃熱情,取而代之的是沉重責任。這是我們每年想為這塊土地做的一件事。每年,《商業周刊》有一組採訪同仁要費時半年研究、採訪、調查、開會討論。工作網與地點撒得極廣,從台灣頭到台灣尾,這次甚至還飛到荷蘭,過程不敢有一絲僥倖、馬虎。參與者多壓力很大。因為每年的回響都很大,讀者的捐款、各界的重視。

身為媒體工作者,最大成就莫過於此,看到手上的筆為社會做了一些事,產生影響力;身為媒體工作者,最大的壓力也莫過於此,深怕誤判情勢,錯用社會資源。所謂沉重壓力,也源於此。

今年的「一個台灣,兩個世界」,我參與並不多。主要由副總編輯郭奕伶統籌,她同時也是第一年「一台兩世」的執筆者,該系列曾獲得吳舜文新聞獎、國際性SOPA獎的肯定。在她的協助下,主筆劉佩修挑大樑與研究員賀先蕙協同作業,我們的攝影老將「駱總」(裕隆)更是南來北往、國內外飛行。

佩修筆下的「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初稿脫手,就洛陽紙貴,讓社內同仁頻頻拭淚。佩修的詞藻不華麗,但是文字溫暖,如三月的陽光,也一如其人。我特別喜歡她的採訪後記(詳內文八十頁)。

駱總的言語木訥。在黑暗的看片室內,我們看著他以鏡頭詮釋的這群孩子,讓人心疼。燈光打亮,一片默然,我回頭一望,多位同仁眼眶已紅。這是我前所未有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