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月,伊甸基金會的邱牧師捎來訊息,有許多台越混血小孩滯留越南,無法上學,也回不了台灣。人數有多少?不知道;散布在哪些村落?無法精準描述。只知道,人數越來越多。他們求助無門。於是,伊甸運用微薄的資源,簡易的辦起中文班。但他們需要更大的協助,邱牧師因此找上《商業周刊》。

《商業周刊》的「一個台灣,兩個世界」系列,從二○○三、二○○四,到今年二○○五,已邁入第三年。很多人問我:轉而關心弱勢,這件事吻合商周的定位嗎?

問得好!說實在,第一年開始做,只是滿腔熱血。我們無法漠視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社會問題,如果讀者不認同,我無話可說。幸運的是,「等鳳梨長大的小如」,勾起台灣知識分子的熱情。讀者信賴《商業周刊》能扮演一座忠實紀錄的橋樑,我們戰戰兢兢於此份信賴。因此每年「一個台灣,兩個世界」,從製作到完成,都要費時半年。今年也不例外。

今年關懷的重點是「湄公河畔的台灣囝仔」。他們擁有的中華民國護照,是他們母親年輕時夢寐以求的希望;然而,如今這本墨綠色的護照竟成為這群孩子的緊箍咒。他們當不了台灣人,也成不了越南人。台灣的家,回不了;越南的書,也讀不成。

寫稿的前一個夜晚,我半夜醒來,呆坐窗前。遠處森林聽得到洶湧的溪水聲,黑黑的夜,有一隻螢火蟲在草叢中流浪著。不論如何,牠都不該出現:一來,晚上十點之後螢火蟲就回家睡覺了;二來,現在已經不是螢火蟲季節了,早不見牠的同伴。怎麼,還有一隻被遺忘的螢火蟲逗留野地?

我不知,該用「被遺忘」,或「流 浪」,來形容這隻螢火蟲。一如此刻,面對「湄公河畔的台灣囝仔」,我也不知該用何種語彙描述他們的進退維谷。

今年的執筆者是資深記者吳錦勳、主筆陳雅玲〈今年「亞洲卓越編輯獎」的最佳環境報導獎得主〉。影像紀錄是駱裕隆,他是三年前在鳳梨田中捕捉到「小如」神韻的工作者,這次他飛到越南紀錄另一個世界的台灣孩子。他的作品,讓人屏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