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週,有兩位受尊敬的企業家下台了。一位是在十二月三十一日退休的宏碁董事長施振榮;另一位,是在一月三日辭世的台泥董事長辜振甫。他們以不同的形式離開舞台,前者離開創業二十八年的舞台,後者離開的是人生舞台。巧合的是,兩位都是鹿港人。這兩位鹿港商人代表的是一個時代、一種精神,與器度,也正是本期《商業周刊》談論的主題。

施振榮要交棒之事,談論已久。放下權力與事業後,他勢必離鎂光燈遠了。未來,歷史會怎麼看待這位與台灣經濟成長密不可分的企業家?詹宏志先生認為,施振榮先生的地位,是繼王永慶先生的第二人。

可以這麼說,王永慶是賺取製造效率的台灣代表,多數的台灣商人都跟隨其後。但施振榮反主流而行,選擇自創品牌之路。他說:「我想當的典範,是要證明我的方向,也可以成功。王永慶的方法是另一種。也許我走的路比較遠,但我的心平安。」在這期的報導中,我們邀請了曾經為施振榮寫書的資深媒體工作者林文玲擔任核稿。星期天的晚上,我收到她的郵件,聊自己的改稿心情:「原來施先生啟動了自己生命中最關鍵的力量,真誠的勇氣。可以果決、可以擔待;可以認輸、可以執著;可以追求、可以等待。猜想,這樣的心情不只是我。沒想到他這樣一個理性、自持的人,竟然寫下台灣極浪漫的詩篇。」文玲的這段文字,我讀來很有感覺。一個企業家如何影響周遭與社會,施振榮的歷史定位,不止在商場,更在於國家。他的精神——真誠、無私、夢想,不正是如今亂象叢生的台灣,最佳的解答嗎?

辜振甫先生則是另一個故事。一個商人,如何不再只是商人,他歷經三任總統,折衝兩岸,在國家外交處境艱困的年代,代表元首出席國際會議與兩岸談判。辜振甫,是另一種形式的
總統。這樣的商人,他面對個人利益、企業利益、國家利益的衝突、誘惑與處理,是智慧,也是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