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的《商業周刊》,我們刊登訪談前台塑少東王文洋的內容,引起一些關注,我想稍作說明。
這件事,其實很簡單,與我們每天的其他工作內容無異:約到一個人,紀錄成報導。一件看來如常的事,後來變成複雜的關鍵是:報導的主角是王永慶先生的長子,這次,他談了許多敏感問題。也因此,事後,許多人把這件事情複雜化。我引用瑞隆科技副董事長陳容的書面聲明(她是協助商周約到王文洋的企業人),還原這次的約訪過程:

「十月八日《商業周刊》記者來採訪我時,我打了一通電話給王文洋,我跟他說:『商周正在採訪我,他們說很想採訪你,約你約不到,你要不要接受商周採訪?』王文洋當時跟我說,來啊,來啊,我週一到週四都有時間,但商周記者跟我說只有週四下午五點有空,王文洋當時就答應了,還要我一定在現場作陪。那天在現場,錄音機就放在王文洋面前的桌上,王文洋也知道有錄音機在桌上。」

王文洋認為這不是採訪。但,請容我還原當天會面的談話方式:記者有問,王文洋有答;錄音機放在桌上。

台灣是一個民主的社會,任何受訪者有權決定是否接受會面,或者,當錄音機放在桌上錄音
時也可選擇緘默。但王先生答應接受會面在先,並侃侃而談。這樣的過程,是否稱之為採訪,在尊重王文洋認同的同時,我留予讀者公評。

我可以理解,身為一位公眾人物所承受的壓力。這樣的壓力經常會施壓到媒體上。承擔它,需要勇氣與嚴謹。受訪者與媒體的關係,不是對立,但需要互相尊重。這一週來,我們選擇低調,只希望保持媒體單純處事的立場,還原事情本質。

這次報導重點在於:台塑少東所談及的父子情結,並衍生出王文洋是否會回去接班。台塑是台灣最指標性的集團,其接班問題,影響甚鉅。這次訪談時,受訪者有許多赤裸裸的用字。如果原文刊登勢必引起很大的爭議,因此,我們除了反覆聽述錄音帶,確定其精確用語,同時,整理報導時或者保留部分,或者避免在主要標題上呈現。在在都希望,求其適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