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到南非開普敦出差,讓我最震撼的畫面是,開車經過郊外看到一大片「如狗窩般」的建築。這樣的形容或許對住在裡面的人不夠尊敬,但並不誇張。乍看時,我原本以為這是一堆垃圾山。仔細一看才發現,那像穿著乞丐補帄衣服的「東西」不是被丟棄的垃圾,而是房子。我從沒有在陸地上看到這麼多殘破的「房子」,這些南非黑人甚至連取得一塊完整的鐵皮都顯然困難,才會如此拼拼湊湊的完成一間避風雨的棲息地。一位載我經過此地的南非白人毫不同情的說,那是一群不事生產的黑人,他們不願付出,但手心卻總是朝上向外界需索。

這當然不是南非的全貌,因為不到一小時車程遠的地方,你到處可看到數百坪、甚至上千坪的花園別墅,景觀一如你到南歐的許多海邊城市。這些大別墅裡住著有錢的白人或黃種人與一堆服伺他們的「黑婆」(當地台商對黑人僕役的稱呼),這就是「一個南非的兩個世界」。

儘管南非「種族隔離」政策已取消多年,但是部分黑人仍在社會底層掙扎。把他們壓在社會底層的關鍵因素,已不在於政策,而在於他們的意願。

在如今的台灣職場中,也呈現「兩個世界」現象。一方面,你打開電視、翻開報紙都在傳播五十萬人失業的悲歌;另一方面,有少數台灣專業經理人卻可以擁有三千萬元的年收入。或者,少數擁有專業長才的國防役「阿兵哥」退伍後擁有數百萬元、甚至上千萬元的身價。

這是不景氣下的台灣嗎?為什麼有人還能領如此的高薪?一個國家的「兩個世界」現象代表什麼意義?三千萬年收入這已經是與國際接軌的薪資標準,這代表台灣專業經理人的競爭力與承擔力,也代表菁英人才荒的現象。

這期《商業周刊》封面故事,主筆郭奕伶與記者曾寶璐對台灣菁英的人才荒現象,有深入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