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競爭激烈、貧富差距大、注重物質的社會中,社會階級的影響力大,人們也更容易比較自己與他人。因此,在別人眼中好好表現、披上成功的表象,也就成為功成名就的真正意義。

領導者壓力荷爾蒙相對低

一般來說,大家都相信職位越高的領導者,背負較多期望與責任,因此壓力肯定比其他人還大;但是,假如領導階層因為階級較高,因而感到自己握有較多掌控權,那壓力程度照理來說應該比較小。

研究人員研究了參與哈佛大學管理教育課程的學員,比較領導者(管理他人者)與非領導者之間的差異。將年齡、性別、教育程度、收入與心情等變數排除後,他們發現領導者體內的皮質醇(編按:又稱壓力荷爾蒙)濃度較低,焦慮程度也比非領導者還低。

若單看領導者群體,研究領導角色、對掌控權的感知以及壓力三者間的交互關係,會發現位階較高的領導者(管理更多員工、負責團隊規模較大、職權較大),皮質醇的濃度和焦慮感都比較低。

另外,斯德靈大學(University of Stirling)心理學家艾力克斯.伍德(Alex Wood)與同事的研究,也讓我們更了解社會階級的重要性。他們以3萬名英國人為研究對象,透過一套統計模型來比較絕對收入水準與收入等級。研究人員證實,無論個體原先的精神狀況為何,在某個時間點的收入等級,與他隔年的精神痛苦程度息息相關。美國的研究也得到相同結論,他們發現隨時間進展,能從一個人的收入在社會中的相對位置,看出其憂鬱症狀會如何發展。絕對收入是沒辦法做出這項預測的。

收入等級不只能決定一個人的痛苦程度、憂鬱症的發展軌跡,還能在人體上留下印記。伍德的研究團隊發現,他們也能用收入等級來預估疾病的生物標誌,例如膽固醇指數、血壓、體脂率以及血糖濃度等。

懸殊的貧富差距讓社交威脅與地位焦慮更為強烈,讓人產生脆弱的念頭,本能的退縮與順從;社會金字塔變得越高聳陡峭、對身分地位的安全感逐漸流失,這種現象也會讓許多人付出心理代價:地位競爭與焦慮的現象越嚴重,人們就會對彼此更不友善,不願互相扶持,反而極盡所能將他人鬥垮。

一份由牛津大學社會學家瑪莉.帕斯科夫(Marii Paskov)進行的研究也得到相同結論。她發現歐洲較不平等的國家中,富人與窮人都比較不願意幫助鄰居、老人、移民,以及生病、殘障的人們。

推特官方曾提出挑戰,要《經濟學人》預測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能以哪些身心因素做為指標,判斷美國有哪些郡會轉而支持川普。《經濟學人》刊出一張圖,顯示在人們健康程度較差的郡中,轉而支持川普的選民比率較高。這份報告認為,綜合肥胖、糖尿病、飲酒過量、缺乏運動以及平均壽命較短等因素的評估法,是他們研究出最理想的預測標準。這些因素全是會隨貧富差距擴大而惡化的現象。歐洲經濟智庫布魯蓋爾(Bruegel)的經濟學家也證實:在貧富差距較大的州,川普的支持率確實比較高。

經濟成長帶來前所未有的奢華及舒適生活,但人們的焦慮卻不減反增。

比GDP更真實評估法誕生

過去幾十年來,富裕國家的經濟發展徹底改變人們的生活品質,但為數眾多的研究報告也顯示,在社會達到現階段繁榮程度時,經濟成長基本上就再也起不了作用。評估生活品質的報告指出,在富裕國家中,更高的平均物質水準已無法繼續提升人民幸福感。

真實發展指標GPI(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之所以會誕生,就是為了取代國內生產毛額(GDP),以更適切的方式來衡量經濟福利。

從GDP轉變為GPI,得先除去那些雖然對經濟活動有益、卻對福利有害的項目(例如車禍、空氣污染、環境傷害及剝奪休息時間等),再加上未給薪工作(包含照護與志工活動)之價值。GPI的功能是評估在我們觀念中具有正面效益的經濟活動,目前至少有7個已開發國家使用GPI來進行評估,發現經濟福利確實已不會隨著經濟成長而提升。將這些國家的數據平均之後,發現雖然人均國內生產毛額大幅增加,但經濟福利的高峰卻停在1970年代末。

當經濟成長無法繼續提升整體社會福利,多餘的經濟成長就已失去其合理依據;不過因為地位競爭,大家仍渴望擁有更高的收入,然而多餘的收入不但無法提升全體人們的幸福感,更會對環境造成嚴重損害。

在貧富差距較大的社會中,人們為應付高漲的地位焦慮,只好花更多錢購買炫耀性商品。

有經濟力,不該耗在消費上

每次只要有人倡導應調整經濟政策,不以追求成長為主要目標,都會聽到一種相當常見的反對論述。持反對意見者認為不追求經濟成長就會妨礙創新。然而如果我們希望減少碳排放量,就得降低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發展更高品質、更永續的生活方式,科技發展方向勢必也得有所調整。

生態經濟學家、也是薩里大學永續發展教授提姆.賈克森(Tim Jackson)就指出,人類的現階段任務,是在沒有經濟成長的情況下提升生活幸福感。隨著科技創新、生產力大幅提升,我們應該利用這個優勢來增加休閒時間,而不是將資源耗在消費上。自動化設備與人工智慧(AI)將取代許多職業,我們必須確保消失的工作量都能轉換為閒暇時間,而不是讓弱勢族群的失業率持續增加。

環境災難的起因日漸清晰,唯有以符合公眾利益的角度來行事,才能避免這些災害發生。在一份受訪者皆為企業領導人的國際問卷調查中,問卷裡有一題是:「你認為國際環境保護協定有多重要?」結果來自平等國家的企業領導人,比來自不平等國家的企業領導人更重視環保協議。這個現象也反映在回收的風氣上:在平等國家中,人們回收各種廢棄物的比率較高。這兩項指標都顯示,在貧富差距較小的社會中,人們比較不以自我為中心,更願意為公眾利益付出行動。

平等與永續在本質上非常吻合,平等更是達成永續的先決條件。如果想停止以錯誤而且對環境有害的方式來追求幸福,其關鍵就在於讓社會更平等,才能真正改善社會環境與人際關係,進而提升生活幸福感。

書名:收入不平等

作者:理查.威金森、凱特.皮凱特
出版社:時報
出版日期:2019年7月19日

威金森、皮凱特  簡介
英國諾丁漢大學社會流行病學榮譽退休教授、倫敦大學學院公共衛生與流行病學榮譽教授、紐約大學客座教授,2009年創立平等信託基金會。皮凱特為英國約克大學健康科學系流行病學教授、平等信託基金會聯合創辦人,曾在劍橋大學學習體質人類學,並在芝加哥大學擔任助理教授。

本文出自

商業周刊第1652期 2019-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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