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的腦袋與瑞士人的腦袋有何不同?簡單地說,瑞士人有賣「一顆」蚵仔的智慧,精緻文化;台灣人則擅長賣「一斤」蚵仔,薄利多銷。這是不同的道路。但當賣一斤蚵仔的生意逐漸被大陸人搶走後,台灣人的下一步該跨向哪裡?如果,只賣一顆蚵仔的產值與能賣一斤蚵仔相當,台灣人是否該思考:為何我們沒有能力賣一顆蚵仔?

可能很多人不服氣,賣一顆蚵仔,何難之有?

我先來描繪,賣一顆蚵仔這件事。你到過法國餐廳吃生蠔吧?那是論顆計價。歐洲人賣的不只是那一顆生蠔,還包括餐廳的布置、用餐的氣氛,甚至仔細到一個餐盤的顏色、窗簾的款式、服務人員的語調……。這代表一種文化、一種品味,它比賣一斤蚵仔講究許多。

我記得,去年我到南非。一個午後,一位歐洲後裔友人推薦我喝當地飯後茶。我隨手拿起一個玻璃杯想淺嘗一口,他連忙制止,並向服務生要了一個白瓷杯。對於他們來說,喝什麼飲料,就用適當的杯子,才能喝出味道。但對多數的台灣人而言,這不過就是喝一口茶,要這麼麻煩嗎?表面上看來,這是文化的差異,但更深層的是思想與態度的差異。

前兩期的《商業周刊》,我們所製作的〈一個台灣,兩個世界〉、〈新窮人〉引起很大的回響,很多人問:「台灣人該怎麼辦?」因此,我們從探索瑞士為出發,提出台灣人應該進行一場「腦內革命」的呼籲。

去年底,當我們有一組人到中南部製作〈一個台灣,兩個世界〉專題時,另一組人馬也在研究,有哪些國家的經驗值得參考。我們研究過德國、研究過愛爾蘭。

就當我們已準備飛訪愛爾蘭的前夕,內部又推翻了這個構想,認為富裕了一百五十年的瑞士可能更符合台灣需求。幾經波折,最後才敲定瑞士。

於是,過完農曆年後,主筆黃惠娟與資深攝影卜華志飛往零下六度的瑞士,展開兩個星期的採訪。

瑞士,曾經只是一個貧窮的傭兵之國,人民甚至曾經要到阿根廷找出路。這樣的國家由貧窮翻身,如今成為全世界第四大富國,他們的人民做對什麼事?他們的政府出了什麼力?在這期《商業周刊》的封面故事,我們有深入的探討。

本文出自

商業周刊第803期 2003-04-10

腦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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