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誰阻止伊波拉疫苗問世？

非洲史無前例地遭到伊波拉病毒的侵襲，很多人提出，是否該允許未經測試的藥物和疫苗投入使用。因為這種病致死率高達90%——死亡率甚至超過鼠疫，但這項建議引發了複雜的倫理問題，局勢的緊迫性，又不讓人有太多時間考慮。

伊波拉之所以沒有行之有效的治療方法或疫苗，是因為傳染性疾病大多非常狡猾。病毒的傳播起源於動物，而動物體就像病原體發展變異的蓄水池，研究人員因此很難跟上傳染病的變化速度。

但另一個原因是，企業對生產疫苗越來越失去興趣。

事實上，今天生產疫苗的企業只有4家，而50年前有26家疫苗生產企業。企業認為生產疫苗的投資回報率較低，製造過程長，導入期更長。

公眾對疫苗的不信任，也促成了疫苗生產的衰退。

20世紀90年代後期反麻疹、腮腺炎疫苗氣氛高漲，2004年紐約醫學科學院一項調查顯示，擔心天花疫苗副作用的民眾，是擔心疾病本身者的兩倍。

天花等疾病逐漸消失，助長了人們的自滿情緒，拒絕接種。疫情爆發時人們迅速改變想法，要求快速完成疫苗生產和流通。這或許是件好事，但這並不現實。

英國製藥公司葛蘭素史克，最近宣佈正和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學院，開展伊波拉疫苗的試驗工作，但還僅僅處在毒理測試臨床試驗I期。因為還要完成兩個階段的試驗，疫苗不會在2015年之前面世。

試驗過程太長，引發了不少的攻擊。

但這樣的批評其實缺乏依據，因為接受試驗的藥物，可能造成嚴重疾病甚至死亡。事實上，I期人體試驗，危險性頗高，在道德上也非常棘手，這意味著必須極度的小心謹慎行事。

2006年，新藥TGN1412的I期試驗，被迫暫停，因為本來健康的受測者，表現出多器官功能衰竭，有些人差點面臨死亡威脅。倫敦學院藥理學家特雷佛·斯馬特認為，很多受試者，可能永遠無法徹底康復。

事實上，世衛組織已經宣佈，可抑制伊波拉的實驗性血清Zmapp，合乎倫理。Zmapp還從未進行過人體試驗，也從未獲得過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的認證。

目前僅有極少量Zmapp存在，就連小規模生產也需要等上幾個月。這使人們在道德上陷入兩難境地：這樣的稀缺資源該分到誰的手裡？

起初的三劑Zmapp，被用於美國醫學傳教士肯特·布蘭特利和南茜·懷特博爾，兩人最終都康復，餘下的一劑，用於治療西班牙神父米格爾·帕哈雷斯，帕哈雷斯現在已經去世。 無論如何，現有的Zmapp資源已經耗盡。

二戰期間，當軍醫被迫配給有限的青黴素時，他們決定優先治療性病患者，因為這些人可以更快地重返戰場。但不少人提出異議，認為在戰鬥中負傷的士兵，更有資格得到藥物。

如果把類似的道德因素，放大伊波拉病毒的例子來看，西方醫務工作者應該有資格得到優先救治，畢竟他們主動去往疫區，救治那些別無選擇的民眾。不過，這樣的爭論要想達成一致的共識，幾乎不可能。

唐娜·迪肯森，倫敦大學醫學倫理學名譽教授，著有《個人藥物和集體藥物》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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