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手機愈多 工作機會愈少？

教宗方濟在去年11月時警告說，｢捍衛市場完全自治的意識形態」，正在導致不平等性的快速擴大。他說得對嗎？

從一個角度看，方濟顯然是錯誤的：從許多現像來看，國家間的不平等性在下降。比如，中國普通家庭收入，就在追趕美國普通家庭（儘管仍有很大差距）。

但這樣的例子並不能證明，國家內部不平等性擴大的問題不重要。中國和美國都是非常不平等的社會，並且在變得越來越不平等。

在美國，收入分佈兩端的數字都令人震驚。最底層四分之一的美國家庭，在過去25年中的實際（經通脹調整的）收入幾乎沒有增長。他們不再能夠共用國家成長的果實。但是，同期最頂層1%美國人的實際收入幾乎翻了3倍，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達到了20%，這是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從未有過的現象。

在許多新興國家，高速經濟增長至少在某種程度，提高了幾乎所有人的生活水準，但富人和超級富人所占比重在顯著增長。一旦這些國家達到發達國家的平均收入水準、增長下降到典型富裕國家水準，它們的未來可能將和美國的今天差不多。

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美國和其他發達經濟體底層四分之一收入，為什麼停滯不前。來自收入更低的中國工人的競爭，拉低了美國的工資，但技術變遷，可能是更為根本的因素，也是影響到所有國家的因素。

技術變遷是經濟增長的源泉。我們變得更富有，是因為我們學會了如何用更少的雇員保持和增加產出，也是因為創新，創造出了新產品和新服務。成功的新技術，總是會造成一些部門的就業損失，但其他部門的新職位，會抵消這一影響。比如，拖拉機毀掉了數百萬農業工作崗位，但拖拉機、卡車和汽車製造商，又創造了幾百萬個新工作。

但新技術略有不同，其經濟後果也具有本質不同。數位新技術，比電機時代的技術，具有更大的破壞性分配效應。

發明人獲得了智慧財產權，成了世界首富，他的律師和為他提供奢侈商品和服務的人，也將變得十分富有。除此之外，不會有新就業崗位被創造出來。

資訊和通信技術不是無成本的魔法；但與電機時代的創新相比，它們距離無成本魔法更近了。電腦硬體成本遵循摩爾定律下降，於是處理能力不斷地上升。而一旦軟體被開發出來，複製它的邊際成本幾乎與零。

每年的最新款電腦、平板和智慧手機成本比起1950年的最新款汽車來根本不值一提。但創造的就業崗位數量同樣也不值一提。

1979年，通用汽車公司雇用了850,000名員工。如今，微軟公司全世界員工總數只有100,000人，谷歌是50,000人，Facebook只有5,000人。如此規模在全球勞動力市場的汪洋大海中，只算得上一片小浪花，只相當於被資訊技術｢自動化」掉的崗位數量的零頭。

但失業的增加並不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可以在零售、餐飲、飯店和各種個人服務行業，創造出無限量的工作崗位。比如，沃爾瑪雇用了兩百萬人，而美國勞工統計局預測，未來10年美國休閒和酒店業能夠創造100萬個新增崗位。

但市場為這些崗位準備的工資，可能引起更大的不平等。不管多少人學習了尖端IT技能，Facebook永遠也只需要幾千名員工。而能否獲得高薪崗位，可能不但取決於絕對技能水準，也將取決於在贏家通吃世界中的相對技能水準。

但是，至少IT產品和服務非常便宜，因此即使是相對貧困的人也可以買得起。這或許能讓非常不平等的社會，比許多人所擔心的更穩定。在《告別平均》（Average is Over）中，經濟學家泰勒·柯文（Tyler Cowen）提出了一個有意的挑釁性觀點：儘管新技術會造成不平等，但滿足於電腦遊戲和網路娛樂，基本生活條件的相對輸家，將成為順從的良民，根本不會鬧革命。

柯文也許是對的；窮人可能不會起義。但極端不平等仍讓我們憂心忡忡。超過一定限度的不平等，結果難免會引起更大程度的機會不平等；而不管是結果還是機會的極端不平等，都會破壞人人平等。

因此教宗方濟是對的：儘管資本主義在創造經濟增長方面，毫無疑問是成功的，但我們不可能完全只依靠市場力量，創造值得追求的社會結果。所有新技術都創造機會，但自由市場分配新技術的果實的方式，可能非常不平等。如今，如何抵消這一結果的挑戰，比以前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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