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合大國利益的民主才能存活

不知西方在干涉利比亞過程中的所產生「任務偏離效應」（mission creep，意指行動偏離原定目標）是否會無意中在歐洲的南大門外孕育出一個伊斯蘭聖戰大本營呢？

西方各國肯定會自我感覺良好，因為他們在卡達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支持下阻止了一場對利比亞平民的屠殺。對於獨裁者向平民動武的行為，民主世界是不能袖手旁觀的。但如果要制止格達費這個暴君放肆鎮壓民眾的話，任何干涉行動—無論是在軍事上還是經濟外交方面—都必須是公正和中立的。

當前這場阿拉伯政治動盪最終會像1989年柏林牆倒塌改變歐洲那樣徹底改變整個中東和北非地區。事實上1989年是個分水嶺，在極為短暫的時間內實現了最為深刻的全球地理政治變革。但從那以後的幾十年來，阿拉伯世界的統治者，政權和政治習俗卻似乎依然根深蒂固，不可動搖。

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於1989年發表了一篇著名論文，認為冷戰的結束標誌著意識形態演化的終結，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作為人類政府最終形式的普及化」之下的「歷史終結」。但二十多年過去了，民主制度的全球擴張所遇到的阻力卻與日俱增，例如亞洲地區就只有極少數國家真正實現了民主。

相比之下，另一種類似冷戰意識形態兩極化區隔正日漸浮現。專制資本主義（以中國為典型，同時也被馬來西亞、新加坡，哈薩克和卡達等不同的國家爭相效仿）的崛起已經形成了一種新的模式，對自由民主制度發起了競爭（甚至是挑戰）。

阿拉伯世界的人民起義進程體現出民主是否能實現，與兩大關鍵內部因素緊密相連，其一是國家安全力量所扮演的角色和國家鎮壓能力的技術成熟度。而在最近這幾個星期內，三個阿拉伯國家的安全力量分別以不同的形式左右了局勢的發展，

葉門的民眾起義已經徹底撕裂了整個國家安全體系，首都沙那如今被不同的軍事派別分割據守。相反在巴林，王室則指揮大多由外籍遜尼派教徒組成的員警力量向主要為什葉派的示威者開火。

在埃及，正是軍隊的倒戈最終導致了前總統穆巴拉克30年獨裁統治的垮臺。當時善於操弄權力的軍隊已經對穆巴拉克傳位給其子的動向日漸擔憂。但如今對自由的高談闊論卻難以掩蓋這場人民「革命」最終演變成一場軍事接管的事實，數十年的緊急狀態法依然有效，而國家的政治方向卻難以捉摸。

第二個關鍵國內因素是一個國家對手機，電信以及網路的監控能力，這正逐漸變得和警棍皮靴一樣重要。對此中國堪稱高效專制的樣板：其內部安全系統一方面是極端完善的監控體系和非法拘留中心，另一方面則是一大批拿錢辦事，時刻準備著揪出「搗亂分子」的線人和社區糾察隊。

為了應對某些海外中國人呼籲星期日在北京上海等地特定地點集中發動「茉莉花革命」的號召，中國動用了一個新的策略：讓員警佈滿那些計畫中的示威場地，讓示威者根本無法進入。更重要的是，作為全球嚴格且即時監控電子通信的「領導者」，中國努力將一切阿拉伯「毒草」拒之門外。

外部因素對於那些比較弱小的國家來說特別重要，這點在沙烏地阿拉伯打著海灣合作委員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的旗號派兵鎮壓巴林示威者上尤為突出，沙國對全球伊斯蘭聖戰的「貢獻」可是遠超世界各國。

事實上，沙烏地阿拉伯扶持巴林政權的效果跟1979年蘇聯干涉阿富汗以支持一個遭到圍攻的同盟政權的效果類似—這場入侵催生了耗費數十億美元，由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親自武裝的阿富汗反抗軍，並最終導致了跨國伊斯蘭恐怖分子的崛起。

同樣，利比亞也是一個內部分裂的弱國。事實上隨著美國中情局在其境內的秘密活動以及對反政府勢力的援助，西方很可能製造出另一個伊斯蘭聖戰者的天堂。

畢竟對於某些阿拉伯人來說，以北約為首的多國部隊行動從一個有限度的人道主義目標擴大到一場對利比亞部隊的全面進攻就是想把該區域牢牢掌握在手裡。這場干涉看上去似乎是被一種地緣政治動機所驅動，旨在牽制或者消滅格達費，不讓他的政權在鄰國埃及和突尼斯的政治真空中得利。

雖然當前大多數阿拉伯國家顯然都處於轉型期，但轉型的終點卻依然模糊不清。但美國總統歐巴馬則明確認為各個阿拉伯王朝都將繼續存活下來，相反那些總統們則更可能下臺，而美國也樂於繼續關照這些專制帝王。

不幸的是，這一雙重標準向人們傳達了一個資訊：任何社會的民主制度只有在符合大國利益的時候才可能存在。那是哪個國家最大力擁抱這種促進人類自由不過是一種政治工具的觀念呢？答案是世界上最龐大，最古老，也最強大的獨裁國家—中國。

本文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刊登

作者簡介_查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