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救災不力誰之過

在日本傳來的眾多駭人聽聞的新聞中，新政治領導標準建立的消息往往會被忽略。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日本媒體還是一如既往地批評官員在災難面前應對不力，而許多缺乏主見的外國記者則簡單照搬了這種批評式口吻。

但相對於1995年神戶大地震後當局那種對災民的苦難袖手旁觀的態度，這次政府的行動已經極大改善了。

在這次地震中，日本首相菅直人的民主黨政府全力以赴投入救災，其中包括內閣對整個事件前所未有的高度參與以及新成立的特別任務部隊。首相本人經常偕同相關官員一起身著普通日本工程人員的工作服出現在電視上。

而在1995年，那些從殘桓斷壁下生還的神戶人只能依靠所屬的企業或者宗教組織提供救助。而不屬於這類團體的人則只能自力更生。這一狀況反映的是一種「封建式」的社團主義行為模式，而市民與國家之間的直接關係則根本沒有發揮作用。民眾對政府忽視神戶災民的普遍憤怒則進一步助長了改革運動的聲勢，最終造就了菅直人的崛起。

不幸的是，當今的日本媒體卻忽視了這一歷史背景。比如說《日本經濟新聞》最近就不斷批評菅直人政府救災反應的不足之處，重點著墨於內閣和負責營救和供應行動的官員之間的指揮不通暢。

但該報卻沒有指出溝通之所以不佳，恰恰是因為日本缺乏以內閣為中心的政策制定體制，而這也正是民主黨領導人致力於克服的日本政治系統重大弱點。

當民主黨2009年9月上臺時它實際上結束了日本自民黨長達半個世紀的統治。但更重要的是，該黨的意圖回答了日本政治的一個根本問題：日本究竟應該由誰統治，是行政官僚？還是民選領導人？

日本自民黨自1955年創立以來除了協助戰後重建外實際上沒有實施多少實際統治。隨後這種重建政策被大家心照不宣地演變成為一個非正式但卻實實在在的日本國家政策，那就是追求工業生產能力的無限擴張。其他潛在首要政策幾乎都無法被納入政治辯論中。

而日本對一位可以執掌政治方向盤的民選官員的需求也在1993年逐漸凸現，當時兩位重要政治人物都脫離自民黨另立門戶。他們通過此舉催化了改革派政治運動，為日本民主黨這個第一次出現的真實反對黨—不像社會黨那樣只是裝模作樣地反對一下—鋪平了贏得選舉和實際執政的道路，而不是僅僅是維持一個徒有其表的政府，後者在自民黨統治下已經成為常態了。

目前拉低政府聲望的因素則是菅直人並未顯露出任何成為電視名人的天賦，也無法因此樹立一個領導者的宏觀形象。但他的政府無疑正在全力應對四場同時發生的危機，而該政府的努力卻被二戰以後任何日本政府都不曾遭遇的重大資訊溝通難題所拖累。

菅直人政府的努力顯然遭到僵化且分散的官僚架構阻礙。而民主黨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去修補自民黨留下的缺陷，該黨在本次地震之前的17個月執政都是在與各大政府機構的職業官僚們反復拉鋸中度過的—其中包括司法部門—是在為這個國家的存亡而奮鬥。對此其他國家都可以從民主黨嘗試改變一個形成並鞏固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政治制度現狀的努力中學到一些東西。

但首先向民主黨政府發難的卻是美國人，後者利用一個無法實施的計畫—原本是小布希時期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主意，試圖在日本沖繩島建立一個新的美國海軍基地—來測試新自民黨政府的忠誠度。首任民主黨首相鳩山由紀夫錯誤地以為和美國新總統面對面商談關於東亞長期事務可以解決這一問題，卻最終遭到了美國政府的粗暴拒絕。由於鳩山無法兌現維護沖繩人利益的承諾，只能引咎辭職。

日本各大主要報章也大多贊成維持現狀。事實上他們如今似乎已經忘記了自己在阻撓民主黨建立有效國家政治協作體制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持續半個世紀的對自民黨內鬥的報導（卻不牽涉任何實際政策）已經令日本媒體成為了政治派系鬥爭的優秀鑒賞家，也使他們幾乎失去了識別任何實際政治創新措施的能力。

然而世界其他國家則驚歎於普通日本人在面對大災難時的優秀高貴品質。人們總是問我為何當地沒有發生搶劫或者任何暴動跡象。而「堅忍」這個詞則在報導日本災難的媒體封面上反復出現。

但在我長達半個世紀的對日本生活的近距離觀察中，我從來沒有將日本人視為「堅忍」的人。而日本人之所以有這樣的舉動是因為他們都是正派的人。善解人意的他們不希望用在災難中塑造英雄的方式來給其他人添麻煩。而他們也當之無愧地應該得到一個更好的好政府—這也是民主黨努力希望帶給他們的。

作者簡介_範沃爾夫倫

卡爾·範沃爾夫倫，阿姆斯特丹大學榮譽教授，專攻比較政治和經濟制度，著有《日本力量的奧秘》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