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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初,一批身穿黑西裝的男人(和少數女人)來到雅典。他們之中有一個名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其他來自歐盟委員會和歐洲央行。他們的任務是與希臘談判金融援助的條件。幾個月後,這批被稱為「三駕馬車」的人士又先後來到愛爾蘭、波蘭和塞浦路斯。
如此賣力,自然會引起廣泛影響。三駕馬車談的是有史以來最大金融援助計劃:IMF和歐洲夥伴給希臘的貸款高達2千4百億歐元,或該國2013年GDP的130%——比過去任何國家所獲得的規模都要大,不管以絕對數字還是相對比例而言。給愛爾蘭(850歐元)和葡萄牙(780億歐元)的貸款也遠遠超過了IMF通常提供的貸款量。
此外,這三大機構之間的合作前所未有。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G7斷然拒絕了日本成立亞洲貨幣基金的方案。如今,IMF甚至接受了次要貸款人的角色,援助的大頭將來自歐洲穩定機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ESM),這是個被廣泛視為歐洲貨幣基金雛形的機構。
常常有人認為,援助計劃的規模彰顯出歐洲對IMF的控制。或許如此,但這些計劃首先是歐洲曾經受到(現在仍受到)約束的產物。
貨幣聯盟的經濟調整,必然比擁有本國貨幣的國家慢;即便是靈活度極高的經濟體,價格變化也比匯率變化更加緩慢。因此,達到相同效果要耗費更長時間,也要求各國做好準備接受更長時間和更高成本。
三年後,結果只能說是喜憂參半。失業遠比預期成長得快,社會困境也顯而易見。愛爾蘭是一個亮點,它即將從極其嚴重的金融危機中復甦。但有亮點就有「暗點」:希臘GDP自2009年以來下降了20%,如今公債/GDP比率仍比援助計劃開始時預計的高,儘管2012年2月與私人債權人進行了債務削減談判。這並不是因為缺少財政整合導致的。相反,希臘當局在這方面比計劃的做得更加充分。但GDP的暴跌免不了會導致債務比率上升,將希臘拖入衰退螺旋——經濟收縮迫使支出進一步縮減。
三駕馬車還能做得更好嗎?對於現有貨幣條件——由一家中央銀行維持價格穩定的貨幣聯盟——它並不負責。但歐洲官員對危機反應的猶豫不決加劇了困難。對援助條件的長時間爭論以及最初為正式貸款設定的高得離譜的利率,讓已經壓力重重的國家雪上加霜。
此外,三駕馬車犯了三個錯誤。首先,希臘債務削減計劃暫停的時間太長了。一旦人們認清其負擔重到難以承受的局面,債務就應該迅速地削減。
其次,三駕馬車的計劃基於過度樂觀的假設。它錯判了財政整合和信用約束的後果,低估了就業緊縮,高估了出口和私有化進帳。
最後,與20世紀90年代末的亞洲危機一樣,三駕馬車逐一解決各國的問題。結果,它沒有把足夠的注意力放在整個歐元區的環境惡化上。
三駕馬車應該繼續存在下去嗎?這三個組成機構有著不同的使命和角色。一開始,它們免不了要合作運行;但現在有理由質疑這一方針。
在操作和金融層面,IMF涉入歐洲之深已經超過了其全球股東認可的程度。它應該是一家起催化作用的貸款機構,對歐元區的幫助應該是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這樣才有不同意和退出的可能性。
歐洲央行的立場也頗為怪異,但原因不同。作為歐元區的中央銀行而不是貸款機構,它並沒有明確的職責要代表債權人談判。如果它繼續留在三駕馬車,它的參與應該是無聲的。
最後,歐洲應該讓ESM變為歐洲貨幣基金,讓它負責提供政策評估和建議以及金融援助——可以通過歐盟委員會授權。
除了歐洲的具體情況,三駕馬車的實驗也回答了世界其他地區的一個重要問題:IMF可以與地區機構合作嗎?答案是肯定的,但並不容易。三駕馬車功能良好,而若不是IMF的參與和支持,歐洲將難以向歐元區國家提供有條件援助。但合作是艱難的,光是參與機構各自的規則和約束不同且難以互相調和,已足夠形成阻礙。
本專欄改編自與André Sapir和Guntram Wolff合作的Bruegel報告。
尚·皮薩尼-費里(Jean Pisani-Ferry)是巴黎第九大學經濟學教授,現為法國總理經濟政策規劃主管。
從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哈佛、耶魯等知名大學教授到聯合國官員;從中國、新興市場、歐美到中東、阿拉伯世界,全球財經大師開講,深入淺出剖析國際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