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總統大選》從極權走向民主的20年，跟台灣其實很像...在印尼的台灣人觀察：新政府的喜與憂

從1998到2018年的20年間，印尼經歷了經濟風暴，強人蘇哈托下台，總統直選和經濟發展成為新金磚國家之後，印尼民主在沒有準備和經驗的狀況不斷前進，這段時間等同於一個世代，也足夠讓一個小孩從出生到念大學準備畢業了。

仔細回想，我感恩自己很幸運。在印尼民主化過去20年間，我在印尼居住了12年，親身經驗了印尼民主和經濟的蓬勃發展，尤其和東南亞鄰近國家相比，選出的領導人既沒有涉入貪污，軍方也沒有發生政變，傳統和社群媒體百花齊放，自由度更是鄰近國家中最高的，政治解放帶領的社會各階層的解放，整個演變過程是令人驚艷的生命力十足，讓人不禁對於有幸參與其中而感到榮幸和謙卑，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如我一樣，一生中親眼見到台灣和印尼兩個國家，從獨裁轉型民主，從貧窮邁向富裕，這是一個很獨特的人生經驗。

當然，這世界上沒有完美的事，自然也沒有一個國家在前進的過程中是完美的。

印尼人民民主意識的強化、貪污的防治、地方政府的官僚極端教義利用社群媒體興起、貧富差距的縮減、法治觀念的落實、教育系統的改善、融合300個種族和700種語言、1萬7千多個島嶼的物理差距，加上後蘇哈托時期的利益團體拉扯，對印尼這個東協最大國，同時也是全球第四大國的領導人來講，任何改革都不是一件一蹴可及的事。

不管採取什麼政策或方法，都會傷害到另一邊的利益，困難不可謂不大，挑戰也隨時都在。這也是印尼領導人天天面對的問題。在我們眼中看來理所當然的事，在印尼政府眼中卻可能不見得如此。而令人欣慰的是，即使可能跌跌撞撞，印尼經濟和民主還是在進步，這要歸功於印尼政府和人民的努力，讓印尼成為國際上吸引外資的標的物之一。

和台灣民主化發展的過程很類似，民主從來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2004年，印尼警方才從軍方獨立出來，軍方也才放棄國防和政治的雙重身分，將權力還給印尼人民。在2002 年，印尼也才通過法律，限制總統最多得連任一次，同時開放直選，即使現在執政黨主席梅加瓦蒂當年也拒絕開放直選，可見任何一項民主改革，面對的通常不是助力，而是來自利益團體無窮盡的杯葛和拒絕，而今天不管是印尼或台灣，民主化的結果都令人稱羨，因為都是人民不斷的努力和奮鬥才有的，這一點，不少印尼人和台灣人都感同身受。

為何我會提到這一點呢？

戴維信博士在《印尼模式：國家民主化二十年史》（Indonesia:Twenty Years of Democracy）提到了民主這個普世價值可能不見得適合印尼，也不見得能夠長久保持下去，因為有證據顯示宗教勢力進入國家層次，同時也提出印尼人民因為教育的落後而容易盲從，讓不少政客結合宗教，想要將印尼伊斯蘭化，變成伊斯蘭律法國。

其實對於生活在爪哇島上的我來講，這不只是我關心，也是我觀察的主要議題之一。

據我個人的觀察，印尼人對於伊斯蘭律法國是不可能接受的。誠如作者說的，穆斯林可以參與民主，但伊斯蘭律法是沒有民主的。在伊斯蘭律法的治理下，女權和民主選舉同步消失，在現今印尼社會上，過慣民主自由生活絕大多數的人是不會同意這件事的。

其實這個議題在中央政府上已經討論多次，佐科威政府甚至將建國原則設立成國定假日，也在公開場合多次宣揚，印尼不可能成為伊斯蘭律法國，除了違反憲法的多元文化和宗教共存之外，印尼人民也不會接受這個方向。目前的確有人鼓吹伊斯蘭律法國，這只是所謂的識別政治，不管是利用宗教，種族或語言，而全球最多穆斯林人口的印尼，自然有人會想到利用宗教來吸引選民，但除了不同宗教的人出來選舉之外，其實這個議題主要是在社群媒體上喧鬧。在一般生活中，目前還屬於貧窮的印尼，一般人民的主要目標還是改善自己生活，只有什麼都沒有的人才是最「虔誠」的伊斯蘭律法鼓吹擁護者，當你改善了物質生活，誰還會想去過清教徒般的刻苦生活？打擊極端言論，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改善生活，這也是印尼政府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戴維信博士同時提出，人民因為民主和中央權力下放，讓不少人想念回到蘇哈托的極權時代，不只當時政府有效率，同時地方政府也不敢亂來，更沒有極端團體的生存之地。若要單憑這一點就說印尼民主化無法持續下去，證據力實在有點薄弱。我認為這一點就和台灣剛解嚴和民主化的那段時間一樣，許多人之前習慣的事情突然變得不知所措，於是不少人希望回到極權時代，不喜歡看到國會吵吵鬧鬧，即使到現在還是有人認為民主就是沒效率，但台灣有多少人真正願意回到戒嚴時代？我想這是一個很容易理解的對比。同樣的，印尼現在也面臨這個問題，除了少數利益團體，任何印尼人都不想回到極權時代的社會環境。

另一個議題是軍人支持的重要性，甚至軍事政變的可能。在我的觀察來講，任何一個團體都應該是政府追求支持的目標，不只是軍人。印尼現在的軍方觀念早已現代化，努力成為專業化的武裝部隊，對國家，宗教，種族等完全維持中立，而且沒有投票權，禁止加入政黨和活動，同時禁止經商等非國防事務。尤其是新一代的軍官，在心態上經歷過蘇哈托的極權時代，升遷不若現在的公平和公開，誰敢冒國際和國家大諱利用軍事政變奪權？在制度上，蘇哈托上台之後就擔心自己被叛變，將許多將軍的防區縮小，並且拉高將軍名額，也沒有一個軍事將領能夠單獨叛變而且奪權。現代印尼軍人也想國家進步，讓自己肩膀上的官階更加有榮耀，怎麼可能政變奪權？

戴維信博士是學術實力非常紮實的學者，在泗水大學任教和從商的我，也可以感受到學者的角度和現實的落差。學者看到的都是隱憂和提出問題，卻並不一定提出解決的方法，而且問題的重要性也不見得和政府看到的一致。而執政者看到的是解決問題的最適切方法和學習妥協，方法不見得完美，最重要的是要能照顧到最大的一群人，除非執政者有私心。

印尼的確有許多問題待解決，從打擊貪污、經濟發展、法治觀念、政府效率、人力資源、素質、教育改革、極端宗教問題，這些都是提出來的問題，但印尼政府縱然有再多的資源，也不可能一次能夠將過去累積數十年的問題解決，在施政上總有優先順序，而這也是我看到目前印尼政府正在努力動手做的。

印尼政府目前對內大興土木，興建基礎建設，為物流和人流打下基礎，同時改善人力資源，為2030年以及工業4.0做準備；對外則是努力招商，而且成果顯著。當這些努力開花結果的時候，我相信書中提到的許多問題自然迎刃而解，不會如書中所說的這般嚴重，甚至嚴重到影響國家完整。

（本文作者為印尼泗水大學講師﹑《獨立評論＠天下》專欄作家）

責任編輯：洪婉恬
核稿編輯：陳慶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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