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得街友都不想工作、都在吸毒酗酒？旅法作家：對街友的印象，決定一個國家的進步程度

任何一個社會在面對弱勢族群的態度，以及執政者如何動用各種政治資源以有效地幫助弱勢族群，並且回應與解決弱勢族群的各種問題，被視為一個城市乃至國家社會進步與否，以及民主與否的重要指標。

我們就拿台灣社會近幾年來越來越受到重視的街友問題來看，雖然有社福團體、民間組織以及宗教團體持續地給予街友關懷以及照顧，但是，社會大眾普遍對街友抱持的歧視眼光與偏見，卻造成我們在面對街友的處理方式，多數仍停留在強制驅離[1]，或者治標不治本的眼不見為淨[2]。

究其背後的原因，我們的社會仍停留於只追求個人的成功以及社會表象的成功，卻無法真正建立起一個真正的成功社會。什麼是真正成功的社會，那就是如《禮記禮運大同篇》 中所言「……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台灣社會裡一日無法正視以及傾這個社會的眾人之智以及政治行政資源解決街友的問題，台灣就無法說自己是一個注重人權的社會，以及自詡為人權進步的國家。尤其當世界各先進國家都相繼提出辦法來解決日益增長的遊民人數時，台灣更應該正視與面對這個問題，並視為國家社會未來人權進步與否的重要指標。

對街友的三大偏見

一看到或者提起「街友」，我們先入為主的觀念便是：這些都是上了年紀的老人，酗酒，且長期在街頭流浪的無業遊民。不過，事實往往與我們所認定的相反。長期關懷街友的法國非政府組織「巴黎社會薩姆」（SAMU Social de Paris）[3]，現任主席艾力克‧佩里耶茲指出社會大眾對街友最常抱持的三個偏見：

──只在寒冬才難以忍受。
事實上，2014年死於街頭的480位的街友中，高達118位是歿於七月至九月間。

──街友都不想工作。
根據 「社會薩姆」組織的統計，曾被緊急住房中心收留者中，有高達25%的街友擁有工作。然而，他們大多數的工作都屬於最低收入[4]，也缺少可以棲身的社會住宅。

──街友都是酗酒與吸毒者。
根據「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INSEE）2013年7月發表的最新統計報告：「2012年法國街友人數已經高達141500人次。」但僅有一小部份的街友，是藥物或酒癮患者。而餐風露宿的生活，也導致一部份街友轉而藉由酒精或者毒品來尋求心靈的安慰。尤其寒冬，酒精會讓街友心生「可以讓身體溫暖起來」的錯覺。

街友不是道德問題，是不義的制度使然

然而，綿延不斷地因戰亂而生的國際難民潮，全球自由市場化下，本土製造業不斷外移導致工廠關門，工人一夕間失去生活依靠。而在全世界居高不下的失業人口中，尤以40多歲中年失業的人數比例最高。這些中年失業者除了既有的專業以外，多半無其它一技之長，加上就業市場偏愛年輕勞工，造成他們二度就業困難，很容易就淪為遊民階級。

除此以外，每當景氣亮起紅燈，銀行多半停止融資中小企業，這對中小企業主更是雪上加霜，造成惡性倒閉的情況不計其數。在筆者調查街友主題的數年期間，無分巴黎、紐約還是台北，企業主因經濟不景氣而破產，或因罹患惡疾而淪落街頭者所在多有。此外，政策連帶影響到產業的興衰，如停塑環保政策的倉促實施，造成台灣塑膠袋工廠一夕之間破產。

而不良的政策更有如毒藥，凶狠之極，可能造成企業惡性倒閉！這樣的案例，比比皆是。比如當今台海兩岸政策急轉彎，直接影響台灣各地的觀光產業──飯店、夜市小吃攤、伴手禮品業、百貨業、觀光景點業者，撐不下去而拉下鐵門停止營業者，所在多是。

再加上各地不斷攀升的物價、房屋租金以及房地產價格，導致全世界的街友人數暴增。2008年至2018年間，光法國，街友人數的成長率便高達50%。其中，女性街友的人數更激增70%[5]，這意謂著：露宿街頭的女性遭受暴力侵襲的事件也隨之增加。

越來越多女性街友及汽車避難所

美國女性紀實攝影家──瑪麗艾倫‧瑪克（Mary Ellen Mark）於1987年的這張照片──〈車裡的達姆家族〉曾震驚全世界。而今，達姆汽車家族的生活景狀在美國已不再罕見，越來越多的工人因為租不起房而被迫睡在車裡，美國社會稱他們為「新類別」。而這種例子在加利福尼亞州尤其不罕見。一些城市甚至決定為其提供夜間免費停車，以暫時紓解這個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

住在那裡的人沒有地址，也沒有住所。唯一的避難所就是他們擁有的最後財產──汽車。其中，近40％有工作。例如46歲的丹妮爾，原本是會計事務所上班，收入穩定，但自從2012年失去工作以後，她便失去了一切。目前是兼職的上班族，與她的女兒住在車內，因為一個月2000美金的微薄收入，無法讓她租到任何一間房。儘管她坦承「討厭它」，但每日果腹的食物只有麥當勞速食，健康與身材都每下愈況。

因為尊嚴寧睡街頭

根據「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2012年的調查統計的103000人中，至少有一半人次，曾經使用過至少一次的「緊急住房中心」。其中，成人為81000人，有高達30000人是孩童，並且，超過一半是外國籍。

但是，當我詢問多位巴黎街友以後，得到的答案皆如此：「我寧願睡在街頭，也絕對不去『緊急住房中心』。」為什麼？「你去那裡，看你是否可以待上一個小時以上？馬克宏總統應該去那裡親眼看看，什麼叫做『人權』？」

筆者前往18區的「緊急住房中心」。該中心有個很好聽的名字「麵包店」，但是，當我詢問曾經入住過此地的街友以後，他們告訴我：「裡面的狀況是尿味屎味撲鼻而來，老鼠流竄。食物不吃還好，吃了會讓你生病！身邊都充斥著酒鬼、毒癮者及病患，還有打架、偷東西的事件頻生。怎麼敢待？若待下去，我可能不是病了，就是沒命！」

或許因為「緊急住房中心」給予街友的印象是既不安全又不衛生，絕大部份的法國街友，一提起這就猛搖頭。他們表示：「要撥打緊急電話，首先，你要擁有一支電話呀！」因為撥打115這個緊急求救號碼所需要的時間，不是一兩分鐘，往往是長達一至兩小時的等待──撥號、掛斷、再撥、好不容易總算撥通以後的切斷、再撥，直到撥通以後告知今晚沒有位置，或者好不容易有床位以後，卻面臨到了現場以後根本無法成眠的可怖景象。

這也難怪這些街友會發出如此令我心驚的話語：「為了尊嚴，我寧願在寒冬的夜晚不停來回地踱步，也絕不要到收容中心。」

為街友爭取居住權的社會暨公民運動

2006年10月底，巴黎寒冬將至，奧古斯丁‧羅格朗（Augustin Legrand）、帕斯卡‧烏瑪格落夫（Pascal Oumakhlouf）及羅楠‧戴內塞（Ronan Dénécé）三位年輕人策劃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活動──和遊民一起餐風露宿街頭！希望能喚起公民社會對遊民基本權利的重視。

他們在巴黎南邊的聖馬丁運河旁搭起兩百多個帳篷，得到許多巴黎市民的積極響應以及媒體關注，激起公民運動的新氣象，並直接衝擊2007年度的法國總統大選的選情[6]。

這些年輕的社工要求政府能夠將法國中途之家的數量從既有的3000所增加四倍；停止緊急制度，延長收容時間[7]；將居住權放在和醫療權以及教育權一樣的重視高度。提供陪伴、心理輔導及酒癮毒癮戒除扶助。但是，8個月過後，政府僅增加了原先承諾的30000個床位一半不到的14000個床位，7000位街友依然露宿街頭。

他們決議再次發動抗爭！這次是在聖母院搭起250座帳篷。但這一次，卻沒有獲得席哈克時代的人性對待。尼古拉·薩科吉於2017年當選總統以後，他們與街友被警察強制驅離現場，帳篷被連根拔起，這場未竟的社會運動因而幻滅。

試想，如果這場運動是成功的，或許，2018年的今日，露宿巴黎街頭的遊民數量不會不斷地激增。

瞭解社會變遷，從精確的統計開始

不過，2017年走馬上任的領土凝聚力部長朱力安‧戴諾蒙帝（Julien Denormandie）卻表示：「巴黎的街友人數僅50多人。」這句話一出口，引爆成政治風暴。

後來他雖然改口這句話的意思是指打電話到「緊急住房中心」的人數，但已經突顯出法國政府自2012年由「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所做的統計數據以來，再也沒有任何更新的統計，也就是對於當今法國社會的遊民問題，並不重視。這與馬克宏所公開承諾2017年底，他不想看到任何人再在街頭的理想是完全相反的。

因為，隨便問任何一位巴黎人，在他上班、上學、回家或者約會地點，在地鐵車廂內、候車月台或公車站來回的途中，不可能不見到數量多到驚人的街頭遊民。往往一天下來，每位巴黎市民所遇到的遊民數量，都不止是朱力安‧戴諾蒙帝口中的50人。遊民，已經變成巴黎街景的一部份。

為此，巴黎女市長安妮‧漢達爾果（Anne Hidalgo）決定於2018年2月中組織巴黎第一場「團結之夜」（Nuit de la solidarité），並公開召募至少1000名志工，參考紐約前市長彭博，精準地統計遊民數量的方式[8]。

她將巴黎依地理位置劃分為350個區域，每個區域派出三至五人組成的調查小組，每個小組的負責人都是一名受過專業訊練的社會工作者，並且接受過人口普查的特定培訓，再由兩到四名也同樣接受基本培訓的志工，於晚上十點到次日凌晨一點間進行街頭巷尾的地毯式的調查，並且對每一位未入睡的街友做匿名的問卷調查，務求做到極大化程度的精準。

最後，巴黎市政府做出來的調查報告是，在巴黎境內的遊民人數不少於5000名，而這個數字，有很大的可能是被我們大大低估的。

光看這個數字報告結論，便可知針對街友的統計，法國仍無法達到與英國一般的精密準確。根據英國《衛報》（Guardian）公布的最新數據：4751人。這是2018年3月英國針對秋季露宿街頭者所做出的調查。他們並做出一年內增加了15％的估量。

英國住房部長（Le ministère du Logement britannique）對此提供解釋：「自1998年以來，在已知或懷疑有此類問題的地區，如果他們估計該地區有10名以上無家可歸者，地方當局就會被要求進行年度統計。2010年6月，除了已進行統計的地方當局以外，沒有進行街頭統計的地方當局，也被要求在特定的夜晚估算出街友的人數。2017年，英國的地方當局100％提交了無家可歸者名單。 17％是進行統計，83％則進行估算。」

務實的芬蘭治本不治標

十年來，赫爾辛基制定「住房第一」政策──無條件地為所有無家可歸者提供公寓。一年前，由芬蘭住房部長發表的一份報告中描述：「芬蘭境內無家可歸的人數從1987年至2016年間，已從原來的18000人下降到6700人。」在這個人口僅只550萬，並且每年有將近一半的時間，氣溫都低至-20℃的國度，若無親人相助，寒冬街頭求存，無疑送死。

芬蘭政府於2008年啟動「住房優先」政策，旨在徹底改變無家可歸現象。80年代時，芬蘭採取「樓梯模型」的獎勵政策，旨在以房屋做為給予表現出對社會重新適應的無家可歸者的獎賞。但長遠來看，這樣的制度反而讓無家可歸者無法根除。所以，芬蘭當局決定扭轉潮流。其立基便是老生常談的原則──幫助無家可歸者，從讓他們頭上有瓦，腳下有地開始。而且，沒有條件。

金融危機期間，芬蘭政府甚至採取雙重措施，以貫徹執行「憲法」規定的這項權利──十年來，芬蘭建造3700所房屋，收購數千戶的老宅改造為避難所，以回應住房的緊迫性。無家可歸者，在沒有收入的情況下得到幫助，重拾尊嚴，建立自信。每天，他們都由社扶人員陪同尋找工作，並且逐步恢復身心的健康，重拾起在社會生活的滋味，找到工作以後支付房租。

這一原則並不排除患有精神疾病或者成癮的人，透過說服他們，他們也能夠住在公寓裡。這一計劃更獲得芬蘭最大的社會住宅總裁朱漢‧卡克依恩全面的支持。

根據從1980年代起就身為這個計劃的首要顧問的圖拉‧蒂安娜的說法：「八年內2.4億歐元，最初的投資可能看起來很高，然而，這卻非常有利可圖！因為，相較於建立緊急求助系統的花費，它的成本是一半。由於緊急護理和醫療保健的減少，允許我們每年從每位居民身上節省14000歐元的開支。」而從獲得此援助者的身上，我們看到的是信任與尊重。因為芬蘭對於人的信任與其自由的尊重，使得「人權」兩字，不再是空談，不再僅是冗長的，永無休止的統計數字上的打轉，爭論其真假與否，而是，解決問題。

對抗貧窮是一場永無休止的戰爭

21世紀的今日，街友所暴露的貧窮問題，觸碰到社會每一個階層，我們不僅應該認真思考並真正面對，尋求解決貧窮問題的根本之道，更應理解，解決街友問題，是台灣社會走向真正的民主人權的必經之路。

就如「亞伯皮耶基金會」創始者──阿貝·皮埃爾（Abbé Pierre,1912~2007）[9]──這位終其一生為窮人的權利奔走疾呼者所言：「貧窮無法控制，它只能不間歇地重複抗爭。」

從雨果的《悲慘世界》到見證20世紀下半葉至21世紀初期貧窮的阿貝·皮埃爾神父，以他們的思想或行動，為貧窮注入最深刻的悲憫，使得人道主義以及禮運大同篇的理想不再是空談，而是人類社會為了美好世界的可能而付諸實踐的良善。

[1]應曉薇於2011年12月在議會質詢時表示，「誰往遊民身上灑水就發獎金」，引發網友與人權團體的怒批「冷血」，應曉薇後為自己的失言公開道歉。

[2]2016年，台北市長柯文哲19日出席萬華「2016老臺北・新亮點」西區古蹟文化巡禮健走活動，談到萬華文化時，竟語出驚人說，「最得意的是把艋舺公園的遊民相當程度處理掉，因為遊民洗乾淨就變遊客」。

[3]「巴黎社會薩姆」於1993年由艾薩菲耶‧愛瑪努埃利（Xavier Emmanuelli）博士所創的非政府組織，旨在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該組織原設於巴黎，後擴展為法國組織，甚至國際組織。該組織並於1995年11月22日為街友設置免付費電話，後於1997年9月更改為簡單好記的24小時免付費服務專線115。1998年推動「緊急住房中心」（Centre d’hébergement d’Urgence -CHU）。但根據另一個為弱勢群體提供住房的非政府組織──「亞伯皮耶基金會」（Fondation Abbé-Pierre）2013年12月份的調查報告中指出：緊急求助電話115早已飽和。在巴黎，43％無家可歸的人撥打這個電話無法獲得住所。而在外省，這個數字高達61％。

[4]「保證最低工資」（Le salaire minimum interprofessionnel garanti –SMIG）。2018年扣稅後淨額為每月1148€96。該法律於1950年2月通過，於同年8月23日起實施，但卻給予最低薪資凍漲的藉口，直到12年後，才允許集體談判薪資的自由。

[5]2018年，光巴黎一地便有5000多名女性流落街頭。她們為了保護自己免受暴力，竭盡所能隱藏自己。而「巴黎社會薩姆」的「緊急住房中心」專為女性而設的，更是少之又少。

[6]由社工發起的抗爭運動及公民意識的覺醒，乃至影響政策的擬定與行政資源的投入，這段過程，皆以影像紀錄下來，稱為《唐吉軻德的孩子》（Les Enfants de Don Quichotte）。

[7]接待中心（Centre d’accueil）的時間為當天23點以前必須進入中心，隔日上午11點前必須離開。對於身障人士以及活動地點離收容中心遠的街友而言，舟車勞頓以及重新撥打115以換得再住一晚的權利，都令他們望之卻步。

[8]彭博先生於2002至2013年間擔任紐約三屆市長。任期內，他將數據作為診斷和理解社會問題的工具，然後據此指導公共行動。市政府並針對諸如街頭安全或無家可歸者等主題，發起了一系列非常精準的研究。

[9]阿貝·皮埃爾，法國天主教神父、國會議員及社會運動家。1954年創39個國家的「Emmaus運動」──非宗教組織團體致力於反社會排斥。是席拉克總統口中的現代「法國傳奇」。1954年起，他在收音機裡為無家可歸者發出憤怒的呼喊以來，他的生活信條就只有一個：「喚醒社會良知，為窮人、流浪漢、為被剝奪和被損害者尋求福利和救濟。」1992年2月11日創「亞伯皮耶基金會」。在最受愛戴的法國人評選中，阿貝·皮埃爾連續17年被授予這一殊榮，直至他主動退出評選。 2005年，全法電視觀眾把他評為法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三個人之一，另兩人是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締造者──戴高樂將軍和「巴氏殺菌法」的發明者──路易·巴斯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