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近年芬蘭教改熱看台灣》褚士瑩：台灣人什麼時候才能有「不偏頗的國際觀」？

約莫2008年前後開始，芬蘭突然間變得很「夯」，台灣的雜誌開始做芬蘭的教育專題，臺灣教育界掀起芬蘭熱，連教育改革也突然要以芬蘭為師，甚至連博士論文也開始出現以台灣與芬蘭的教育改革作為比較的主題。

我住在台灣的芬蘭朋友，覺得這件事簡直不可思議。「如果要學北歐，就要學瑞典啊！芬蘭的教育根本是拷貝瑞典的。如果要學歐洲的話，那當然要學德國啊！台灣為什麼要學芬蘭呢？」

除了一些相當薄弱的客觀因素，我認為像陳聖元的兩本書，加上另外幾本帶著年幼的子女在芬蘭接受教育的家長陳之華、涂翠珊等的教養著作，共同帶來的媒體效應，不能說沒有關係。

老實說，芬蘭跟台灣的關係，原本幾乎比冰島跟台灣的關係更遙遠，因為去夜市吃鐵板燒，還會看到板子上寫著「冰島鱈魚」，但說到芬蘭，幾乎一般台灣人都無法想得出有什麼聯繫。 住在台灣的芬蘭人，這幾年以來一直只有2、3個人。所以當我看到<台灣國際研究學會>期刊上發表的文章，開宗明義洋洋灑灑寫著「國際對於芬蘭的教育充滿好奇 ......因此芬蘭的卓越表現毫無疑問地成為台灣教育改革邁向卓越、必須徹底了解的一環」時，身為教育外行人的我，不禁抓著腦袋百思不得其解：

「這『國際』指的是誰？」

實際上，我常常懷疑台灣人時常掛在口上的「國際」，到底是什麼意思。

因為世界上以芬蘭為例子討論教育改革的，基本上除了台灣，只有美國。台灣之所以突然注目芬蘭的教育，很有可能並不是台灣突然關注起陌生的北歐，而是因為台灣留美的教授們，受到了美國學者直接的影響。所以美國一小部分的教育學者，加上受到美國影響的台灣，這就是「國際」了嗎？

芬蘭神話的起因，是總部設於巴黎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每隔幾年針對65國50多萬名15歲學生在數學、科學、閱讀上所作的調查結果，做成「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ISA）」報告。因為西元2000年來的3次調查，芬蘭都連續3次名列前茅，向來注重排名的台灣，自然也抱著取經的心態，從政治人物、記者和教授，家長到學生都到芬蘭的學校，想要了解他們的「成功」經驗。

說到這裡，相信我們都覺得芬蘭教育很值得學習。

結果2012年出爐的PISA排名，快速地下降落到了第12名，讓人非常失望。在同一份報告中，台灣排第4，前3名分別是中國、新加坡、和香港。

照這樣說的話，就沒有學習芬蘭的理由了。因為我們比芬蘭強。

如果台灣要取經的話，也應該去效仿前3名的教育制度才對，為什麼芬蘭還是高高掛在台灣高中生（和他們的家長），想要去交換學生的榜首，沒有退燒呢？為什麼華人圈包辦前4名，亞洲國家包辦前7名，卻還是繼續抱著朝聖的心態，歌頌被我們遠遠拋在第12名的芬蘭教育？

排名第11名的，是波羅的海三小國中的愛沙尼亞，蘇聯解體後獨立的愛沙尼亞共和國，教育制度比芬蘭更成功，愛沙尼亞也是小國、也有被殖民經驗，台灣教育者之前不就是以這樣的理由，辯證台灣跟芬蘭教育環境可以相提並論的嗎？為什麼我們從來沒有聽過有台灣人和家長，想要讓台灣學生到愛沙尼亞學習呢？

平心而論，不管PISA排名如何，芬蘭當然有值得台灣學習的地方，但是如果迷人的只是教育成果的話，排名更前的新加坡或愛沙尼亞，應該更迷人。

台灣人沒有非去芬蘭不可的客觀理由，卻還心嚮往之，這背後的原因我覺得有趣極了。

台灣菁英父母的國際觀，希望讓子女能夠趁年輕去看世界，培養國際觀，但這樣的父母心中，卻有根深蒂固的觀念，認為這世界上的國家有兩種，一種叫做「值得去」的國家，跟一種叫做「不值得去」的國家。

所謂「值得去」的國家，就像有位台灣家長曾經寫過，他的孩子如果要出國當交換學生，選擇的國家必須符合以下3個條件：

一、安全優雅的環境：

孩子是寶貝，當然安全第一，雖然出門在外必有風險，但應為青少年選擇一個相對安全的環境以及優雅的社會，來確保安全學習與培養國際化的特質。

二、能通英語但非英語系的國家：

到美國、加拿大、英國及紐澳固然不錯，但以學習的角度，這些國家是當今世界的主流文化，不用到他們國家，在小孩成長的過程已沈浸在英美的學習環境。為促進多樣的學習，應到非英語系國家。但台灣小孩難有英語以外的第2外語能力，於是被選定的非英語系國家應要有良好的英語環境。

三、是值得台灣學習的國家

這個國家是個優良品質、高競爭力、有文化素養與令人尊敬的國家。如此，青少年透過一年的實際體驗，必然能拉高他對品質、競爭力與文化的標準。

用這樣的標準來看，我選擇去念書的埃及，就屬於「不值得去」的國家。首先，埃及的環境超級不安全，我的學校跟住處公寓，根本就在「阿拉伯之春」的發祥地的解放廣場旁邊，當時正好科威特發生戰爭，於是我們的分校臨時閉校，逃難的學生都暫時收容在我們學校繼續上課，落為難民的王公貴族，加上他們的保鑣佔據校園，據說是避免敵人跨境追殺，一整個混亂。

埃及的社會也不優雅，我的生活周遭到處都是騙子、娼妓、歹徒，雖然不安全，但諷刺的是，正因為路邊常常有土製炸彈，所以是一個學習保護自己人身安全的好地方。進出校園都要經過金屬探測器還得搜身，所以多年後我在美國波士頓上班時，還曾經發生過一件糗事。

有個晴朗的冬天中午，我捧著一杯熱咖啡跟著幾個抽煙的同事站在辦公室外面聊天，結果突然身邊傳來一聲巨響，我立刻不顧穿著西裝，撲倒在雪地上，而且不只這樣，還硬拉著身邊左右兩個同事一起撲倒，手還抱頭。突然之間所有人目光都集中在我們身上，過了幾秒鐘，哈哈大笑起來。原來其中一個同事的打火機放在太陽底下，因為雪地的反光照射，結果過熱爆炸，卻被我當成是土製炸彈。後來這件事情在公司傳為笑談，但是我真心覺得，埃及是讓一個從來沒有經歷過戰爭跟危險的台灣年輕人，學習保護自已的好地方。

如果說到國際化，埃及非常國際化。在埃及，我必須學習跟來自科威特、黎巴嫩、敘利亞、約旦、阿拉伯、貝都因遊牧民族的學生相處，不只是同學之間，師生當中，也充滿著男性與女性的歧視、基督徒與伊斯蘭教徒的敵對，崇美和反美、反以色列和支持以色列政權的對立意識型態、主戰派和主和派、民主派和極權派、伊斯蘭基本教義派與開明派的對峙。

學習在這各種危險的細線當中遊走，我個人認為是培養國際化很好的機會，但可能不會得到太多亞洲父母的認同。所以大多數的台灣家長不會將埃及納入「能通英語但非英語系」、「值得台灣學習的國家」。

越南，印尼，菲律賓，泰國，緬甸，那就更不用說了。

「你沒看他們的人都拼命要來台灣工作賺錢，我們去幹嘛？想去的話參加旅行團去玩幾天就好了。」台灣人心目中的國際，時常有芬蘭卻沒有埃及，有美洲卻沒有非洲，有北歐卻沒有東南亞。

或許，是改變的時候了。

國際觀，不應該是父母修剪好的一盆日式小品盆栽，而是一顆隨風而飄的種子，在父母的祝福下著陸，社會的默許下發芽，不會被當成人生的雜草移除，即便有各種自然的風險，也不能取代頂天立地、自由伸展的快樂，在這過程之中，生存適應的方法，面對世界的方法，就是國際觀。

就像陳聖元的父親，在兒子出發去芬蘭當交換學生前，約法三章鼓勵他只要符合這三大原則都可以嘗試，就很不錯：

一，沒有生命危險或是身體受到不可回覆的傷害。
二，不會被抓去坐牢或是侵犯到當地法律。
三，不會傷害到別人或是對別人歧視。

我家的原則則是：「想要追求的，就要用自己的能力去實現。」父親在我當了背包客好幾年，也用申請獎學金的方式到好幾個國家擔任交換學生以後，我在埃及念研究所，有一次回鄉探親時突然問我：

「你知道我為什麼從來沒有阻止你去環遊世界嗎？」

我搖搖頭。

「每個時代的年輕人，都有環遊世界的旅行夢想。如果你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去實現的話，我有什麼理由阻止你呢？」他說。

天下父母心。我的父親，應該並不是因為愛他的兒子、愛得比陳聖元的父親少，所以才放手容許我去埃及，而是他能夠理解自己視野的極限，因此選擇讓我用自己的眼睛和雙腳去探索這個世界，找到我自己看世界的視角。

如果有更多台灣家長，能意識到目前台灣對國際社會認識的嚴重偏頗，願意打開心胸重新，十年之後，我們再來談「國際觀」，不求玉潤冰清，但願枝繁葉茂。

褚士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