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高雄辦音樂節賠錢、被中國封殺...金曲樂團滅火器在「被虧待的城市」，唱出高雄人的倔強

「我們快失去台灣了。」就在2019年1月初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的前五天晚上，面對著高雄港的音樂展演空間「SPERO」內，有一場很特別的演唱會。

這場演唱會就像一場敗選者的集體心理治療。開場從樂團成員戲謔地恭喜台下高雄聽眾準備「發大財」開始，中間不斷地開「高雄迪士尼」、「愛情摩天輪」等玩笑，試圖逗笑氣壓有點低迷的聽眾。接近尾聲時，主唱語帶哽咽地對歌迷傾訴：「我們快失去台灣了。」用溫柔的姿態，引導台下超過千名歌迷思索台灣民主的未來。

演唱會的主角是曾獲得金曲獎的滅火器樂團，四位團員中，主唱楊大正、吉他手鄭宇辰與貝斯手陳敬元三人皆出身自高雄，從高中時代便開始一起玩樂團。

論節奏、編曲和歌詞，滅火器絕對不是台灣樂壇中最標新立異的組合，但他們卻是台灣音樂市場中最勇於對政治議題表態的樂團。

2008年立法委員與縣市長選舉，國民黨贏得全國六成縣市長席次，向來主張台灣意識的楊大正帶著憂傷寫下一首《晚安台灣》，用台語唱著「天公伯總會保庇，日頭一出來仍然又是好天氣，願你順遂，台灣。」

四年前318學運，滅火器更接受學運學生委託，寫下後來成為學運主題曲的歌曲「島嶼天光」，並以這首歌獲得當年金曲獎最佳年度歌曲。

當台灣多數商人與藝人因礙於中國廣大的市場，稱中國為「內地」，用「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築起一道護城河時，滅火器卻彷彿倔強地站在浪潮的對面。

「很多人會說，運動選手不要講政治，做生意的、搞音樂的不要講政治，可是哪有這種事？你要投票，就要去思考政治啊！」楊大正表示，雖然他們從來都不希望用政治來標誌滅火器的音樂，但事實上，政治就是生活與音樂的一部分，無法切割。

曾統籌執行「野台開唱」、「大港開唱」等音樂祭的相知國際品牌行銷部總監江季剛觀察：「他們是很真誠的一個樂團，沒有要寫什麼歌去討好誰。他們是誰，就用音樂表現出來。」

滅火器面對政治、面對市場的這股倔強，跟三人從小在高雄出生長大有關。「高雄人性格比較『阿沙力』（台語借用日文之外來語，指為人豪爽）啦，不會跟你拐彎抹角，比較直接一點。」鄭宇辰和楊大正解釋高雄如何形塑滅火器的性格。

雖然這些相挺與表態，乍看熱血、外人甚至可能認為莽撞，但其實三人都已接近35歲，早已不是為衝撞而衝撞的年紀，他們很清楚，自己想做的，是為台灣樂壇點起不一樣的火光。

2017年8月，滅火器在高雄舉辦了兩天一夜的「火球祭」音樂祭，邀請日本、南韓、加拿大、香港等國的樂團前來演出，成本約2千萬，與台灣最具規模的售票音樂祭「大港開唱」相當。

很多樂團會在成名後回家鄉開演唱會，但很少有人會回鄉舉辦音樂節。楊大正表示，在高雄辦一場國際龐克音樂節的起心動念，是一份獻給家鄉的心意，希望能實踐自己的美學，也同時替高雄帶進人潮。

但更重要的，滅火器其實希望這場音樂祭是一種「示範」。

雖然滅火器如今已經成為某種時代的標誌，但團員們熬了十多年才出頭、甚至得了金曲獎後依然考慮過解散，仍自認是「力量薄弱」的樂團。

的確，論歌迷數、音樂的傳播程度或商業價值，滅火器並無法跟五月天、蘇打綠這樣風靡全華人世界的台灣樂團相比。

部分原因，是因為勇敢，其實需要付出代價。近年滅火器因強烈的台獨形象而被中國封殺，無法在中國開演唱會或接商業演出，專輯也無法上架。江季剛估算，少了中國市場，滅火器每年至少少了約7百萬台幣的演唱酬勞，這還不計其他如專輯、數位版稅等可能的收入。

楊大正坦言，少了中國市場，讓他們的發展相對弱勢。「如果兩組樂團用一樣的心力作一張專輯，同時發片，我的市場只在台灣，可是別人台灣跑完（宣傳），可以去中國再跑半年，後續效應就會比較大。」

就像電影、小說中那些不被看好、受欺壓的主角，往往更想做出一番成績證明自己。滅火器越是面對困局，越想透過行動證明：一個台灣樂團不是沒有中國市場，就沒有希望。

「我們想做一些超乎自己能力範圍的事，因為這些事情發生之後，可以打破大家的想像。」楊大正表示，包括過去在棒球場開萬人售票演唱會、辦售票的龐克音樂祭，其實都隱含這樣的目的。「如果我們一個力量這麼薄弱的團隊，都可以去完成一些事，那……各位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我的路線？這路線很辛苦，但不會太差，一樣會有很特殊的場景產生。」

三人強調，藝人去中國發展並沒有錯，「音樂就是要有人聽，哪裡有人聽你音樂，就應該去。」但他們不想看見的，是中國市場逐漸成為台灣音樂的全部。「如果越來越多人考慮我們這種路線，大家會更專心把台灣市場耕耘好，不是說不去中國，而是也許哪一天，中國突然不讓我去了，可是沒關係，我們還有一個台灣路線在。」

這種不服輸、不甘願，越是想出頭的心情，其實也跟三人從小在高雄成長有關。

鄭宇辰和陳敬元說，三人從小在被重工業圍城的高雄長大，能明顯感受出南北差異，認為相較台北，高雄是一個被虧待的都市。

「高雄你從歷史發展脈絡來看，真的是壞的都留在這裡，然後稅金上繳（中央）……，以前南北差異真的很大耶，台北又大又漂亮，人家來高雄就嫌你空氣、嫌你（市容）舊、嫌你講台語『俗』，連講台語都可以嫌！」回憶起低人一等的感受時，楊大正氣憤地罵了一句髒話。

「很多時候我們努力，想做得比有資源的縣市還要好，這時候如果真的有點成績，會覺得我出身這麼差，能做到這裡，有種不一樣的驕傲，」這種心情，三人開玩笑地比喻就像姨太太生的兒子，「你覺得媽媽很辛苦，就會想更爭氣、更孝順。」

雖然，現實生活總是不若電影美好。即使火球祭賣出超過9千張票，以台灣的售票音樂節而言成績不俗，但因成本過高，及部分投資方資金最後未到位，滅火器最後仍慘賠近8百萬元，是滅火器四人所成立的公司資本額的近五倍。

「謝謝高雄在我成長路上給我的養分，讓我變成一個稱得上是堅毅的人，雖然要當個堅毅的人其實並不容易。」總是與主流、與體制對抗，並想替台灣樂壇照出不同前路的楊大正坦言，堅持價值，其實有時是會疲憊的，他甚至曾經異想天開地嘗試看立場親中的新聞台，為自己「洗腦」。

「我有努力過，看能不能看習慣了，從此生活舒適一點，不會每天那麼憤怒。」他嬉笑的語氣帶有一絲無奈。

團員們笑稱至今仍在為火球祭的債務療傷，且這次縣市長選舉與公投後「每天起床沒有一天心情是好的。」但三人並未放棄，已經跟歌迷預告今年將再舉辦第二屆火球祭，同時也開始思索下一步該如何突破同溫層，將自己相信的價值與更多人溝通。

「這已經變成一個習慣，你總會一直想一些能力範圍外的事，（乍看）好像不行，但只要有一點點可能，你『ㄍㄧㄥ』過去了，就變成可以了。」楊大正表示。

也許這道火光目前還微弱，有時明、有時滅，也許點火的人會受傷、會疲倦，但滅火器舉起火炬的手，目前還不打算放下。

小檔案＿滅火器

責任編輯：洪婉恬

核稿編輯：陳慶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