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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絕不貶值來促進出口。」中國人民銀行(央行)新行長易綱如是說。
身為人行史上第一位經濟學家行長,易綱雖堅信人民幣匯率應由市場決定,但如何在政治干預下,化解資本外逃與債務危機,才是他最大難題。
易綱已在人民銀行工作逾20年,身為副行長的他被選為原行長周小川接班人,並不只是「周規易隨」而已,他的「專、外、混」三大特質符合時勢所需,才是出線關鍵。
「專」指的是經濟學專業。人行逾70年歷史,歷任行長不是黨校出身就是半路出家。易綱是留美經濟學博士,曾用英文在國際期刊發表至少20篇經濟學論文。如今人行首度由經濟學家掌舵,這對它走向專業治理,極具象徵意義。
「外」是對外溝通。和前行長周小川一樣,易綱能講流利英文,他也是人行過去對外的門面。2016年人民幣被國際貨幣基金(IMF)列入特別提款權貨幣(SDR)──這是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大步。當年在華盛頓召開的會議,易綱就是中國人行代表。隨著人民幣國際影響力日增,易綱的對外能力只會更重要。
「混」是指市場與政府混合,經濟學訓練讓易綱比官僚更相信市場。關於人民幣匯率,他說「由市場供求決定。」被問到台灣能否成為離岸人民幣金融中心,他答「主要取決於市場力量。」中國近年來興起的網約車、共享單車,他稱「都不是政府規劃出來的。」
但「以黨領政」仍是中國政壇的現實,易綱因此須把經濟學理念與政治混合。提到經濟改革,他稱「黨的十九大指明了方向。」;關於未來施政,他說要「實現市場『看不見的手』,與政府『看得見的手」』間的合理分工。」即使相信市場,易綱仍為權力干預留下一席之地,這是他獲當局青睞的原因。
未來,易綱掌舵的央行前路多艱,首要挑戰就是資本外流。據資產管理機構「皮克特」(Pictet Wealth Management)的數據,2016年中國資本外流金額達7,611億美元,當局視之為「非理性資金外流」,開始資本管制。人民銀行旗下「國家外匯管理局」,對向境外轉錢的銀行開罰,近來萬達、海航、安邦等在海外大買資產的集團,也遭當局嚴打。
在嚴格控制下,2017年中國資本外流比前一年劇減78%。但這種資本管制卻傷害人民幣國際化:當資金只能進不能出,外資購買人民幣資產的誘因也隨之下降。今年二月中國外匯存底出現13個月來首次下跌,就是一大警訊。
尤其2018年美國聯準會預計升息三次,前商務部副部長魏建國說,這將使中國資本外流加速,「(人行)要維持相對穩定的資本流動更加困難。」這是易綱未來首要挑戰。
另一挑戰是金融風險。中國的中小企業常無法獲得貸款,政府控制的銀行卻為國營事業提供大筆貸款,金融體系因此以低效率與高債務聞名,這種現象正是人民銀行造成的。
2015年,人行雖取消存款利率限制,但仍對銀行下達「非正式指示」,要求他們壓低存款利率。這使銀行可獲較高利潤,而政府身為這些銀行股東,以此鉅額利潤支持對國營企業貸款。
這種干預一方面使國營事業大肆擴張,鋼鐵、化工等產品供過於求,全球價格下跌,間接導致美國祭出鋼鋁稅等保護主義。另一方面銀行放款時,不注重企業償債能力,壞帳因此居高不下。
《金融時報》引述前惠譽分析師朱夏蓮估計,2017年底,中國金融體系的壞帳比例34%,是官方數據20倍。要知道,美國在金融海嘯期間,壞帳比例也不過5%。
壞帳已成金融體系的重大風險,國家主席習近平因此說:「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重要組成」,並將「防範金融風險」列為三大重點任務。
但如今中國的金融風險,卻正源自當局有形之手的干預。政府訂下從2010年到2020年,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一倍的目標。為求達標,地方政府與國營事業舉債擴張,人行要求金融界配合放款。國際貨幣基金(IMF)表示,如今中國的債務達危險等級,就源自「當局為實現2020年GDP目標採取的行動。」
易綱掌舵的人行,未來就是面臨這種兩難:壓制債務,當局經濟成長目標可能落空;若不控制債務,金融風險將步步高升。經濟學專業如何兼顧政治現實,將是易綱未來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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