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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 | 職場修練

我們這代的責任

我們這代的責任
Marina Bay Sands (攝影者:edwin.11 @ flickr CC BY 2.0)
撰文者:Joey Chung (鍾子偉)

我踏上天台,離開身後吵雜的音樂和跳舞的人群,靠在玻璃欄杆上,看著眼前壯麗的景色。

新加坡灣。

時間是週五午夜,濱海灣金沙酒店57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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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風很舒服,我左邊是世界最大空中無邊際泳池,蓋在三個分開的大樓屋頂上,水面還反射著明亮的新加坡天際線。我右邊閃爍著光芒的是下週才正要舉辦比賽的F1賽道。這個景色真是值得一看。

我研究所同學走過來碰了碰我肩膀,兩人一起倚著欄杆。兩小時前我才剛降落來此拜訪他,過週末。後面我兩個研究所同學還在吧台點飲料。我看著他們臉露微笑,一股暖意流過心頭:我從畢業後就沒再見過他們兩個了,但這就是商學院文化很棒的事情,只要你的同學知道你在城內,每個人幾乎都有義務在第一個晚上就跟你碰面,歡迎你來到他們的城市。這是一個不成文的傳統。

「夜晚的新加坡是個很驚人的城市,不是嗎?」我朋友說。

我點頭。遠方有巨響,然後越來越大聲,我頭髮也開始被吹亂。我們安靜的看著直升機在我們眼前同樣高度飛著,切過天際往其中一棟摩天大樓前進,它的紅燈在夜空中閃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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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著周圍。從我降落開始,我就對周圍的人感到吃驚。從機場、餐廳、大街到這間lounge,有一半是外國人。多數都是年輕上班族,受過高等教育。

既然我只在這裡待三天,我同學覺得有義務要盡量為我介紹新加坡。半小時後,我們走進新加坡最熱門的夜店之一:Pangaea,而且它也是全球營收第一的夜店。再次,我又有同樣的感覺。前方的接待小姐是印度人,酒保是當地人,走過去的公關是白人,有一半以上的客人是全球各地來。亞洲唯一能相比的城市可能是香港,但是這邊國際化的比例還要更高一些,才華和世故可能也更多點。

第二天早上我們在聖淘沙海灘俱樂部吃早午餐。當我們走進去坐在海灘旁時,對桌是一對愛爾蘭情侶,跟我們交換了幾個笑話。許多韓國、中國、日本遊客經過我們身旁走到人造海灘,排球場擠滿著西方遊客,全都相處融洽,溝通沒什麼障礙。

早午餐後,我和我同學討論。他家族原本是印度人,他來新加坡念中學和大學,因為太喜歡這個城市的乾淨、政府效率和國際化,所以決定要留在這。他幫忙管理一間投資基金,因此他代表他的公司審視過許多次國家等級的投資案,到過台灣、中國、香港和多數亞洲城市。

「在我第一次出差去台北時,我很震驚這個城市這麼孤立,尤其是和香港、上海和新加坡相比的話。台灣在國際IT產業上是領導者,而且主要依賴出口,但這個城市本身感覺卻非常孤立。」

我點頭,或許這是個警示訊號。

每個去過香港、上海和新加坡的人都會知道,到處都是外國人士,不管是美國人、日本人、韓國人、中國人、印度人。但你很少在台北或台灣其他地方看到同樣標準的白領、外商派駐、高教育水準和高附加價值的外國人。有時候可能在信義區會看到,但對比於其他亞洲城市,差異是很劇烈且令人擔心的。事實上,除了觀光客,我們在台灣最常見到的外國人是做什麼的?

英文老師。

當你國家的經濟方向吸引到的多數是英文老師,而不是全世界最棒最優秀的人才,可以對經濟成長更有貢獻,繳更高的企業和個人稅,並為當地工作環境帶來更多樣化、創新點子和活力時,我們應該要捫心自問,為什麼?

而如果我們談到觀光,問問看每個之前降落過香港機場的人,那裡大約80%是觀光客,台灣則是反過來。

我同學繼續說:

「新加坡近年來做的是歡迎移民、降低稅率,歡迎和著重投資在高附加價值產業如生化科技和藥物,並且用一個廉潔政府維護這些。新加坡太小了,自然資源很少,沒有貿易絕對活不下去,所以它一定要擁抱多樣化。」

我看看周圍,說:

「幾乎我每個50幾歲的日本同事,尤其是那些在海外住過許多年的,都跟我說同樣的感覺:舊世界的規則已經消失。它可能適用於製造業,但在全球化時代,每個太封閉、不歡迎外部人士和不擁抱多樣化的國家將會卡住。日本是最好的例子:停滯的經濟成長、高漲的政府負債,產業逐漸被韓國和中國接管,然後人口還在下降。幾乎每個日本人都跟我說,老實講,救日本的唯一長期解決方法就是移民。擁抱國際化和有新點子的新國民。5到10年內,同樣的情況可能也會發生在韓國,因為他們是太過驕傲的一個民族。」

但,不管是日本人、韓國人或台灣人,我們最大的錯誤是我們依然相對狹隘的心態:

當我們說「外國人」時,我們依然想著:白種人、藍眼睛、美國人或歐洲人。你能夠想想有天,台灣人能夠對和泰國人、菲律賓人、印度人一起工作感到自在,就像跟美國人和歐洲人一樣嗎?

即便是我日本同事也很悲哀的說:

「日本要生存並再次有競爭力的話,它一定要擁抱移民。但悲哀的是,我們多數人認為不可能。日本人太傳統,太團結,它永遠不可能真心歡迎真正的多樣化。」
我們一定要擁抱多樣化。世界在往前走,而這個島落後在後面,而我們思想越狹隘,越莫守著老舊的對種族和其他國家的偏見,我們就會落在越後面。

接下來我們造訪了聖淘沙公園,包含新加坡環球影城、賭場、花柏山纜車、金融區、在烏節路買東西,最後在克拉碼頭喝一杯,我不斷把我所見所聞跟台灣的現況做對比。

為什麼台灣做不到這些?為什麼國際品牌像是Gap、Abercrombie & Fitch,甚至蘋果直營店都去新加坡開店,但台灣卻沒有?為什麼他們可以維持低稅率,高度友善的投資環境和一個廉潔的政府?新加坡地小容易管理並不夠有說服力,以全球規模而言,台灣也很小,甚至沒那麼多種族要管理。

這些日子,許多年輕人問:

「我可以為這個國家做什麼?我可以感受到經濟令人失望,做什麼都沒用的感覺,國家陷入泥沼。但我們還太年輕太小。作為個人,我能夠做什麼?」

台灣的上一代建立在努力工作、在工廠裡流血流汗。我們一度是勞力密集、製造業、OEM導向的經濟體。

那些日子現在已經結束了。

就像其他已開發國家都要面臨完全一樣的挑戰和痛苦的問題,在現今混亂的經濟時刻,我們要問自己:

我們現在想要成為誰?

當談到市場規模時,我們無法和上海競爭。金融領域或是觀光,我們無法和香港比。外國投資和政府效率,我們無法和新加坡比擬。高科技投資,我們又無法和韓國競爭。

我們想要繼續當一個製造導向低成本競爭者?還是我們想要逐漸擁有自己的品牌,靠著能反映我們驕傲的自有公司和品牌建立自己的身分特色,真正具有全球競爭力?

那我們需要從小處開始,而第一步就是新世代的開放心態。我們需要停止浪費時間被台灣爛透的24小時新聞台困擾,裡面沒深度沒重要新聞內容,只有為了搶收視率搶廣告而放的一些愚蠢的Youtube影片和名人八卦。

如果我們真的想被接納,想做為全球社群一份子被尊重,那我們一定要開始像值得尊重的國際公民一樣思考和行動。

或許許多抱怨是真的。

我們世代被交付一個具有挑戰性的情況。我們現在面對一個在過去十年停滯不前的國內環境。國際上還有更多不確定,整個世代還在渴望找一種責任感,想要為社會和國家做一些有意義的貢獻。

那這就是我們能夠做的。

打開你的想法,擁抱新的經驗,甚至是從一些小事開始,比如說嘗試一個新的學校活動,去別的國家旅行,認識其他國家的人、追尋新的點子,面對新的恐懼,消除舊的偏見,而在過程中,台灣才會有機會慢慢變得更好。

不,這不只是我們能夠做的事情,或許為了我們自己生涯的未來,或是整個國家的未來,這些是我們一定要做的事情。

上一代打造了台灣。

我們這代的責任是讓台灣和世界接軌─在一切還來得及之前。

預告:下一集,我們要去香港看看。

作者簡介_鍾子偉(Joey)

出生於台灣,在美國長大。12歲回到台灣,20歲出版第一本書,23歲於瑞士銀行證券研究部門工作,24歲進入哈佛商學院,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台灣人。25歲在紐約Ralph Lauren實習,26歲畢業,是台灣模擬聯合國推展協會創會理事長。28歲當上中國三麗鷗總經理,現年30歲,離開三麗鷗在台北創業。著有《放膽去闖,上海職活的故事》、《記得你22歲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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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y Chung (鍾子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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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於台灣,在美國長大。12歲回到台灣,20歲出版第一本書,23歲於瑞士銀行證券研究部門工作,24歲進入哈佛商學院,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台灣人。25歲在紐約Ralph Lauren實習,26歲畢業,是台灣模擬聯合國推展協會創會理事長。28歲當上中國三麗鷗總經理,30歲離開三麗鷗在台北開始創業。

出版作品:《記得你22歲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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