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竹科之外的創新第三條路

創新，廣泛被認為是可持續經濟增長的手段。不管是顛覆性的變化，還是只是產品、服務和商業模式的改進，創新的結果，都能刺激經濟的長期成長。

不但發達經濟體需要創新，新興市場也需要，後者從簡單照搬發達經濟體最佳實踐所獲得回報已經越來越低。但是，儘管所有國家都需要創新，但嘗試和檢驗方法並不是所有市場都適用的。

哈佛商學院的克里斯丁生（Clayton Christensen），提出了三種讓企業變得更強大的創新形式。企業可以對現有產品施以漸進的變革，從而在現有分眾市場，獲得更強的競爭力；它們可以引進新產品，如索尼的Walkman、蘋果的iPhone；也可以開發顛覆性的產品——如電、汽車或網路搜尋引擎。
政府面臨的挑戰是建立一套機制，鼓勵企業和個人參與到更多的這類創新。在這方面的大量研究受哈佛商學院的波特（Michael Porter）的影響，以｢聚集經濟」主導，聚焦於改善新興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內部地區的生產率。結果，在過去二十年中，創造了波士頓的128公路（Route 128）、臺灣的新竹科學工業園、韓國的大田科學城和以色列的矽溪（Silicon Wadi）等成功案例。

但是，這些群聚通常具有難以在別處複製的特徵。在很多人看來，矽谷的成就是獨特的文化遺產而非政府政策（儘管政府間接地支持了矽谷最成功的新興企業）的產物。

幸運的是，還有第三條路。

歐洲、亞洲、中東和其他既無國家支持、也沒有獨特創造性商業文化的地區的大量成功創新，證明了這條道路的可行性。比如，Skype成立於愛沙尼亞，Rovio公司的｢憤怒鳥」出自芬蘭；TomTom全球定位導航系統在荷蘭開發出來；另一家導航系統Navigon和音樂下載服務SoundCloud都是德國製造；阿拉伯網路提供商Maktoob，和充滿活力的動畫教育公司Rubicon，都坐落於約旦；Infosys和Wipro則是印度無數技術創業成功案例的兩個代表。

在對這些和其他案例的研究中，INSEAD的創新和政策專案（Innovation and Policy Initiative）認為有四大因素——四個“C”支持著技術創新和企業家精神：成本（cost）、便利性（convenience）、品質（caliber）和創新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成功取決於企業在一國或多個市場中結合這四大因素的能力。

比如，Niklas Zennström和Janus Friis，分別離開了他們的家鄉瑞典和丹麥，來到成本低、人才多的愛沙尼亞創立了Skype，兩個來自北歐的腦袋，與愛沙尼亞的低成本、創業友好型環境結合在了一起。

SoundCloud的瑞典創始人Alexander Ljung和Eric Wahlforss，認為他們在相對便宜又位於歐洲地下音樂界中心的柏林創業更好；創立Maktoob（現為雅虎所有）的Samih Toukan和Hussam Khoury，得以將約旦的人才優勢，與杜拜基礎設施和商業網絡的價廉物美和便利性，結合在一起。

芬蘭基礎設施、勞動力和國內網路的品質，壓倒了該國高成本和不方便的區位因素的顧慮，因此Rovio決定在祖國創業。

但是，越來越多的創新型創業將在流動的、全球化的世界中，發現他們可以將部分或全部資產或業務，遷到乙地來規避甲地的約束。政府的挑戰是改善創新因素，如: 成本、品質和便利性，從而吸引、留住和激勵自由流動的資本和最具創造力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