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五歲婆婆的請求：我的死期，我自己決定

「就是今天，我將在中午結束生命。」

八月底，八十五歲的班奈特（Gillian Bennett）女士是住在加拿大的紐西蘭人。她在網上貼文，解釋決定結束生命的理由。她深受失智症所苦已經三年，今年八月，病情發展到一如她自己所說「幾乎失去自我」的程度。

「在我已無法評估自己的狀況，甚至無能結束生命的那天來臨前，」班奈特女士寫道，「我要先求解脫。」她的先生班奈特是已退休的哲學教授，連同他們的子女都一致支持她的決定。不過，她拒絕讓他們採取任何形式協助她自殺，否則將面臨十四年的牢獄之災。因此，她必須在自己尚有能力自我了斷時付諸行動。

所幸，對我們多數人而言，生命很可貴。我們想要活下去，是因為有許多事物值得期待；或者整體而言，是因為我們發現活著很快樂、有趣或充滿刺激；又有些時候是因為尚有夢想還未實現，或是想要幫助身邊的人。

班奈特女士已經當了祖母，如果一切無恙，肯定會想要看著孫兒女一代長大成人。但她的失智症逐漸惡化，剝奪她想繼續活下去的所有理由，也讓我們無法否認，她的決定其實既理智又道德。

就理智而言，她並非藉由自殺，丟棄任何她想要或十分珍視的東西，「我的損失不過是淪為植物人的下場，而且是不曉得究竟得在醫療院所待上幾年，把國家的錢都花光，卻壓根兒不知道自己是誰。」

她的決定同時也很道德，因為她提到「國家的錢」，這表示她這麼做並非只為自己著想。反對自願安樂死合法化，或是請求醫生協助自殺的人，經常提出的反對是，倘若修法過關，病人只是會因為不想成為他人負擔而備感壓力，終究結束自己生命。

然而，英國道德哲學家瓦諾克（Baroness Mary Warnock）女士並不認同這種觀點。三十多年前，英國政府曾為試管嬰兒和胚胎研究的前瞻性立法成立委員會，由她擔任主席，1984年完成立法架構的《瓦諾克報告》（Warnock Report），她認為，無論病患是出於為別人或為自己著想，感覺自己「應該了斷」並沒有錯。

2008年蘇格蘭教會雜誌《生活與工作》（Life and Work）曾經採訪她，文中她明言支持那些忍著難以忍受之苦的人結束生命。她說：「如果有人覺得自己成為家人或國家的負擔，完全不顧一切想要自我了結，那麼我想，就應該讓他們這麼做。」

加拿大的公共衛生單位會照顧無法自理的失智症患者，班奈特女士知道，自己並不會成為家人的重擔。儘管如此，她還是擔心會成為公共財政的沉重責任：假如以植物人的狀態躺在醫院再活十年，據她保守估計，每年最多要花掉7萬5千美元（約合新台幣225萬元）。

既然班奈特女士無法從餘生再得到什麼好處，她認為，這麼做無異浪費資源。此外，她還顧慮到那些將要照顧她的醫護人員，「那些懷抱著偉大理想而從事這份工作的護士，到頭來卻發現，自己日復一日在為我換尿布，並例行報告這具空殼的物理變化，」她說，「可笑、徒勞，而且又不公平。」

有些人反對將失智症晚期的患者形容成一具「空殼」，但我曾親眼目睹充滿活力、智慧的家母與姨媽被失智症壓垮後，臥病在床好幾個月，我姨媽甚至是好幾年都躺在床上毫無反應；我認為，這個字眼的描述非常正確，因為失智症患者一旦超越某個特定階段後，就再也不是我們所熟悉的那個人了。

如果病患不想在那種狀態下繼續活著，那麼，保住軀殼的意義何在？任何醫療體系的資源都有限度，應該被用在病患希望的治療，或是病患能從中獲益的作為上。

對那些不願喪失心智後繼續苟活的人來說，決定何時結束生命，其實是一件困難的事。

1990年代，患有阿茲海默症的艾金斯女士（Janet Adkins）前往美國密西根州，請醫生凱沃金（Jack Kevorkian）協助了結餘生。凱沃金醫師因為「幫助他人自殺」而飽受批評，只因艾金斯女士在選擇自殺時，她其實還能打網球。儘管如此，艾金斯女士依然選擇死亡，就是擔心，如果一再延遲，她可能就喪失為自己做決定的能力。

在班奈特女士深具說服力的聲明中，她期待，有那麼一天，法律不僅允許醫生尊重病人預立的生前遺囑，不施行任何延長生命的急救；也能夠同意病人要求，在變成無行為能力到達一定程度時，給予致命劑量的藥物。

這類變革可以消除某些罹患漸進性失智症患者內心的不安，讓他們不用再擔心，一旦時間拖久了就會錯過結束生命的時機。班奈特女士所推動的立法是讓所有和她受困於相同處境的人，終能如願活到自己想要的那一刻。這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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