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暴伊斯蘭國》為什麼沒人能阻止斬首、殺頭這種暴行？

世界已經進入新殘酷時代，施暴者越來越難受到懲罰。

意見不一的聯合國安理會，束手旁觀導致敘利亞無數平民傷亡。加薩走廊之痛令人絕望，而可以停止它的痛苦的人卻無動於衷。伊拉克陷入了一片火海，並且沒有停歇跡象。南蘇丹和中非共和國暴行愈演愈烈，更有無處不在的性暴力肆虐。甚至歐洲也未能倖免：一架民航客機在東烏克蘭衝突地區被擊落，而官員對實踐調查橫加阻梗。

柏林牆已經倒塌二十五年，國際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也已經成立十多年，但阻止暴行所做的努力少得可憐，受害者獲得正義也是遙遙無期，更不用說將施害者，送上審判席了。

多年來，世界似乎不斷往保障人權方向進步。隨著20世紀八、九十年代民主在拉美和中東歐的興起，這些問題變得日益重要。儘管戰爭、衝突和暴行依然存在，但世界各大國總是試圖阻止殺戮。

此外，國際社會建立了司法框架處置暴力的後果，這在冷戰期間是難以想像的。新的聯合國國際混合法庭成立了，並且起訴了巴爾幹半島、盧旺達、獅子山和柬埔寨的暴行。

國際刑事法庭擁有對122個成員國暴行的司法管轄權，可根據國家方面或安理會的要求立案（儘管三個常任理事國——美國、俄羅斯和中國——尚未批准或加入羅馬規約Rome Statute，加入則意味著進入了國際刑事法庭的司法管轄範圍）。

此外，許多政府在聯合國的支持下，在國內建立了過渡司法制度，包括四十多個「真相委員會」（truth commissions，如阿根廷、薩爾瓦多、東帝汶、摩洛哥和南非）、賠償程式以及檢查起訴。所有這些努力都不完美，但它們給了受害者發聲和承認他們的遭遇的機會，同時也向犯罪者表明，他們的罪行是不會被忘記的。這些措施也深深地影響甚至改變了積極的公共披露。

但是，如今國際社會似乎在人權承諾方面出現了倒退。世界新興強國缺乏制止暴力的緊迫感，總是組回球狹隘的短期利益而不進行長期和平與正義投資。

沒有國際社會的強勁支持，司法機構面臨著壓力——也在失去動力。一些國家抨擊國際刑事法庭；非洲聯盟成員國希望國家元首更獲得起訴豁免，這破壞了國際刑事法庭的基本原則。

平心而論，許多正在經歷政治轉型的國家，確實追求某種形式的正義。例如，正義和人權，是柬埔寨歷史性和平談判的核心。儘管阿拉伯之春以失敗告終，但突尼斯正在改革中突飛猛進，包括建立了真相和尊嚴委員會（Truth and Dignity Commission）

但如果沒有國際機構的幫助，這些國家很難拋棄難堪的過去，但事實上，冷戰結束以來，捍衛人權進展都已經十分困難，更不用說擴大成果了。

幸運的是，一些公民社會組織繼續為正義而鬥爭。阿根廷的「五月廣場母親」（Mothers of Plaza de Mayo）和「斯雷佈雷尼察母親」（Mothers of Srebrenica）等組織一直在勇敢地充當開路先鋒；毫無疑問，它們會繼續這樣做下去。

但重要政府（特別是新興大國政府）缺席這一進程，有可能讓世界的問責時代曇花一現。國際社會應該痛下決心，重新燃起使命感，從口頭到實踐履行其對人權和正義世界的承諾。

大衛·托爾伯特是國際轉型正義中心主席

作者簡介_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