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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月的日本實際GDP(國內生產總值)成長率換算成年率僅為-6.8%,大幅低迷。消費力回升落後於預想。雖然消費稅增稅的影響在「預想之內」,但實際上「出乎預料」的情況已經發生了。
河野:我認為4~6月的GDP統計結果反映了日本現在直面的經濟構造問題。其實,自2014年春季以來,日本經濟已經暴露出了許多問題。一語概之,就是「『安倍經濟學』的4個誤判」。
竟然有四個之多?
河野:是的。首先是日元的實質性貶值程度已經相當大,而且,在海外經濟開始回暖的情況下,受日本企業的供給能力的限制,日本的實際出口並沒有增加。
第二是企業的業績已經改善,但設備投資並沒有跳出設備更新或者省力化的投資範疇,企業沒有對強化能力進行投資。
第三是導致個人消費疲軟的原因不只是消費稅增稅帶來的反作用,日元貶值也造成了實際購買力的下降。
第四是人手不足和資材價格上漲導致公共投資遲遲得不到落實,也就是說在「擠出效應(政府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使得民間投資和個人消費受到抑制)」的作用下,民間的建設投資被抑制。
下面我就按照上述的問題點來逐一介紹。
出現潛在成長率8倍的成長導致人手不足
河野:作為前提,首先我們要認識到一個事實,那就是日本的潛在成長率大幅降低,而且,經濟的「張弛」(供應能力的餘料)已經所剩無幾。
許多經濟學家都估算日本的潛在成長率為1%以下,我認為最多只有0.3%。但是,受到大規模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刺激和消費稅漲稅導致的提前消費的影響,2013年的實質成長率達到了2.3%。這造成了突如其來的人手和設備不足的現象出現。
過去20年來,日本不只是總需求不足,實際的供給能力也下降了。也就是說,日本的潛在成長率只有0.3%,但卻出現了這個數字的8倍的增長,所以人手不足等現象頓時顯露了出來。
由於生產設備的減少,導致出口無法增加。2013年以後,雖然借助物價的調整,出口額沒有惡化,但也沒有增加。而從2012年年底開始,世界經濟已經開始復甦,美國的經濟回暖從2013年4月就開始了,中國也於2014年春季開始回復。但為什麼日本的經濟沒有回復呢?
回顧過去20年經濟復甦的模式,出口增加會帶動生產增加,從而帶動家庭收入的提高,消費也將隨之回升。之後企業業績好轉,設備投資也會增加。但這一次,理應成為復甦模式起點的出口沒有增加。供給能力的限制破壞了這個前提。
日本政府和日銀的誤判:日元貶值未拉動出口增加
——原來如此。
河野:過去,只要世界經濟復甦,日本的機電和IT(資訊技術)行業就會出現好轉。但這次沒有。
其原因是從200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機電行業吸取國內庫存過剩的教訓,大幅減少了國內的產能。例如,經歷了雷曼危機之後,日本平板電視的產能大幅減少。日本的自主模式的手機也隨著iPhone等智慧手機的登場消失殆盡。零組件也由於不生產半導體器件了而減少。
日本機電行業產能的減少在2013年就已經明確。日本政府和日銀對汽車行業的生產恢復產生了誤判。日本車在北美十分暢銷,但出口卻沒有增加。這是因為日產、本田在墨西哥等地設立了工廠,日本國內生產減少了的緣故。部件方面,從中南美採購的比例也在增加。
「3.11」的反省和機電行業的教訓導致日本國內生產停滯
——日元貶值了如此之多,企業的業績明明得到了改善,但卻看不到日本國內增加生產的動向。這正是政府的第二個誤判。
河野:對「3.11」地震災害的反省,也是原因之一。東日本大地震後,日本國內的供應鏈斷裂,給生產造成了影響,從那以後,企業加快了分散部件生產基地的步伐。結果出現了日本企業不增加日本國內的生產、改為增加海外生產的動向。
日元貶值實質上處在廣場協議時的水準。日元貶值程度如此之大,國內生產卻沒能增加,不能不說是日本政府和日銀的誤判。
其實,目前抑制日本國內產能的原因在於汲取了2006~2008年前後歐美泡沫膨脹,日元貶值加速,日本機電行業擴大國內產能而產生的教訓。這個教訓給眾多出口企業帶來了重創,日元即使一度貶值,企業也不敢強化生產。
向海外轉移生產原本是因為在日本國內找不到廉價的勞動力。宏觀來看,日本的勞動力在從製造向服務轉移。這樣的宏觀流動單靠一時性的日元貶值是很難改變的。
實際上,日本企業的設備投資低於折舊水準,根本沒有強化設備能力。2009年開始,產品庫存不斷減少,日本如今面臨著結構性問題。
日元貶值帶來的通貨膨脹導致實際所得減少
——您如何分析第三個誤判,也就是實際所得減少?
河野:日元貶值是消費受到遏制的一個原因。名義上所得雖然在增加,但日元貶值引發的通貨膨脹,從2013年下半年開始,實際所得一直在減少。實際所得減少並不僅僅是因為消費稅增稅的影響。
從2013年下半年開始,消費稅增稅導致的提前消費讓耐用品消費增加,但非耐用品的消費依然疲軟。非耐用產品消費疲軟是因為日元貶值導致人們的實際購買力下降。但由於提前購買了耐用品,從社會整體來看,購買力的下降並不明顯。但實際上,這次的提前消費和增稅的反作用都比1997年消費稅增稅時要大。
前面已經介紹過,供給能力存在餘料時,日元貶值的利好將會顯現出來。這是因為日元貶值能夠帶動出口增加,從而帶來生產增加,改善家庭收支。但現如今,日元貶值不僅沒有拉動出口的增加,實際所得還在減少,日元貶值的弊端便凸顯了出來。對於現在的日本經濟,日元升值的好處其實要大於日元貶值。
應當考慮結束貨幣寬鬆和財政支援政策
——日元貶值的反效果是否動搖了「安倍經濟學」的前提?
河野:「安倍經濟學」最大的功勞是引導成功日元貶值。「安倍經濟學」剛開始的時候,日元貶值的確起到了正面作用,但大約從2013年開始,弊端逐漸超過了有利因素。
這一點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日元貶值弊大於利意味著引導日元貶值的金融政策對日本經濟而言是反效果。雖說不一定非要「馬上提高利率」,但現在明顯不應該追加實施貨幣寬鬆。現在已經到了考慮結束量化寬鬆(QQE)的時候了。
而且,財政政策也需要重新調整。最近,民間接二連三地出現調整設備投資計劃的現象。零售業因人手不足和資材成本飆升等原因下調出店計劃可以說是其中的典型。
這其實不乏政府公共投資加速了用人荒的原因。政府公共投資佔據了大量的勞動力。這是第四個誤判。因此,日本政府現在應該減少公共投資,把勞動力歸還民間,促進民間投資。
在消費稅稅率提高至10%之前政策誤判風險大
——針對消費稅稅率增至10%,現在還出現了借助財政來支撐經濟的動態。
河野:沒錯。針對消費稅稅率增至10%,要求追加實施貨幣寬鬆和財政支援來刺激經濟發展的呼聲越來越強。但這一做法反而可能進一步遏制民間投資,是一招險棋。現在日本需要的,其實是結束「安倍經濟學」三支箭的第一支(貨幣寬鬆)和第二支(財政支援),抓緊實施第三支箭,也就是經濟構造的改革。
要想提高成長率,就必須提高潛在成長率。在潛在成長率低迷的情況下,如果通過財政支援來改善就業狀態,會導致通貨膨脹加速。如此一來,即使名義工資增加,實際工資仍會下降。陷入(經濟惡化與通貨膨脹同時加劇)的滯脹狀態。
雖然有看法認為可以在發現上述跡象後再調整政策,但日本有龐大的公共債務,通貨膨脹率如果增加,財政破產的風險也將出現。
宏觀調控政策應當儘快調整。我從2013年起就一直反對大規模貨幣寬鬆策和財政支援。這是因為日本從2013年春天開始供應餘料已經沒有了。從宏觀經濟的角度而言,在這樣的情況下,追加實施貨幣寬鬆和財政支援是難以理喻的。
需要構築低速成長時代的經濟發展機制
——怎樣才能提高潛在成長率?
河野:「安倍經濟學」最大的問題是一味強調擺脫通縮和增長的重要性,而把必須解決的緊要課題,也就是社會保障問題放在了後面。
前面已經說過,日本的資本存量一直停滯不前,資本存量的原資——國民凈儲蓄幾乎完全被社會保障費所吞噬。也就是說,如果不實施社會保障改革,資本存量就不會增加,潛在成長率也就不會上升。
不過,即使努力提高潛在成長率,恐怕也不會立竿見影。日本需要要做的,應該是構築起與低速增長時代相適應的經濟發展機制。(記者:大竹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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