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不必怕中國崛起

中國崛起帶給西方世界很多問題，有些人擔心，中國是否打算搶奪局勢艱困的歐洲的全球領導地位，正如某位專欄作家所說：「歐洲政府在東亞已無法再有什麼作為，除了扮演好國內企業的行銷推手角色。」歐洲既沒有外交分量，在這個區域的軍事實力也乏善可陳，最好是把重點放到美國身上。

但事實並非如此。

對歐洲來說，中國崛起的影響非常深遠，起點得回溯至美國將戰略性「軸心」（pivot）轉往亞洲那一年。歐洲占據美國心中「最高優先」的地位已長達逾七十年，如今它在美國決策者眼中的這項特權正逐漸失去。

此外，歐洲銷售高科技兼具軍事和民生的兩用產品，導致美國在亞洲的維安角色變得複雜，這也必然產生摩擦。

儘管如此，有人警告，大西洋合作夥伴關係正受到損害，卻是危言聳聽。最能說明一切的觀點是，美國總統歐巴馬已經以「再平衡」（rebalancing）一詞代替隱含掉頭離開之意的「軸心」一詞。

這項改變反映出，美國認為中國經濟主導日增，但並沒有否定歐盟的重要性，它仍是世界最大經濟體，引導經濟創新，更不用說它是如何看重維護人權等方面的價值了。

只不過，這並不表示歐洲可以無視「亞洲崛起」，不進行微調。十九世紀，工業革命發生時，亞洲占全球經濟的比重也開始從逾50％下跌至1900年的20％；到了本世紀下半葉，亞洲預計將復甦到過去這個經濟領導地位，即占全球生產的50％，同時讓數億人口脫貧。

美國不樹敵
WTO納中國，用經濟制衡

這一道轉變的力量，也許是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必然，但隱含嚴重風險。歷史學家經常警告，諸如中國這些新強權崛起所造成的恐慌與不安，可能引發嚴重衝突，就像一個世紀前德國在工業生產方面超越英國時，歐洲所經歷的那樣。

面對飽受領土糾紛和歷史緊張情結所撕裂的亞洲，要保持穩定的安全平衡，並非易事。但仍有些操作手段已經到位，可提供幫助。

1990年代，時任美國總統柯林頓政府在考量如何因應中國不斷擴大的經濟實力，有人力促應該採取圍堵政策，但柯林頓並未採納：「打造一個反中國同盟是不可能的做法，因為中國的鄰國向來渴望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更重要的是，此政策不啻是保證讓中國發展成美國未來的敵人。」

相反的，柯林頓選擇一個可以稱之為「整合與保證」的政策，把中國納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美國則修訂了美日安保條約。

倘若中國追求「和平崛起」（peaceful rise），四周鄰國將專注與它建立強而有力的經濟夥伴關係；但它如果四處濫用權勢，好比有人認為，中國最近對中印邊界和東海、南海的動作頻頻正是此屬，鄰國就會追求實力平和，讓美國海軍現身提供後援。

歐洲有籌碼
提供聯合國等組織的合法性

在這樣局勢中，歐洲如何找到一席之地？首先，它應監控並限制敏感貨品出口，以免讓安全局勢對美國更加不利；即使是貿易條件，歐洲在維持地區穩定和確保海陸安全方面都有利可圖。

此外，歐洲能協助發展規範，讓安全環境成形。例如，歐洲可以讓《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的一般性解釋更具說服力，而非中國的特殊解釋版，特別是在美國還未簽署該約的情況下。

中國其實和一些分析家的觀點相反，它並非類似納粹德國或蘇聯那樣的修正主義國家，急於推翻現有的國際秩序。事實上，破壞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等國際機構，並不符合中國利益。這些機構反倒有助中國崛起，因為歐洲在這些機構中扮演領導角色，可協助中國獲得它所尋求的多邊合法性，藉以換得它能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中國須和大國合作
解決氣候變遷、恐怖主義

儘管中國並不試圖顛覆全球秩序，但它眼前正經歷一場影響深遠、非常動盪的轉型。隨著氣候變遷、恐怖主義、全球性傳染病、網路犯罪等跨國問題浮上檯面，這些都是源自於科技進步和社會變遷劇烈，威脅力量並不在國家間擴散，而是在更大範圍的非政府實體間蔓延。處理這些挑戰，需要國際間廣泛合作，中國、美國和歐洲的參與都舉足輕重。

最後，還要談談價值問題。歐洲和美國已拒絕中國（及俄羅斯）所提出網路審查的要求。舉凡挪威和德國等歐洲國家，也願意以人權為名，對其採取經濟制裁。

想要預測中國政治如何演進，是不可能的，但從其他國家的經驗可知道，當每人平均收入達到約一萬美元水準的時候，政治改革往往也隨之發生。如果這樣的改變成真了，對歐洲將是個大好時機，能更有效發揚核心價值。

中國在基於法治精神的公平世界秩序下，其經濟利益能否為個人的權利帶來更多保障，尚不得而知，只有中國自己可以決定，然而，歐洲可以成為重要明證。

小檔案_奈伊Joseph Nye

作者簡介_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