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正站在歷史的黃金機會點，三個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印度和印尼都由強大且有活力的改革派領導人領導。事實上，中國的習近平、印度的莫迪和印尼的佐科維，都有望躋身各自國家最偉大現代領導人行列。

毛澤東在1949年統一了中國，而鄧小平發動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崛起。習近平要想和毛鄧看齊，就必須建立以基於規則（rules-based）的現代中國。而這首先需要清除腐敗的大老虎。

多年來，腐敗已成為中國的頑疾，地方黨政領導人和國有企業負責人，利用巨大的特權和權威斂聚個人財富。這嚴重破壞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也妨礙了驅動中國經濟邁入高收入行列所必須的基於市場的競爭。

目前，習近平似乎佔了上風。他大膽地將目標對準了此前被認為「不可觸及」的大人物，如前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和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但與腐敗的長期鬥爭不能光依靠習近平。只有建立強大的制度以保護和培育習近平退休之後的法治精神，才能贏得這場鬥爭。

如果習近平選擇建立這樣的制度，他有強大的法律傳統可以援引。正如前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在今年出的演講中所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具有深刻的歷史淵源。事實上，在西元前四世紀，政治家、改革家商鞅就說，「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根據這一傳統，習近平可以建立強大的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制度。如果他這麼做了——認識到要想贏得信譽就必須以法治精神約束黨的最高人物——他就能成為現代中國第三強勢的領導人。

在印度，聖雄甘地重新喚醒了遭遇殖民主義重創的國家精神，尼赫魯則確立了印度的民主政治文化。如今，莫迪必須為印度崛起成為全球經濟強國奠定基礎。

複製2004—2012年主政古吉拉突邦每年經濟增長10%的成績顯然將提振印度的發展前景和全球地位。但以可持續的方式實現如此高的增長率需要深遠的、有時甚至是痛苦的改革，如取消純屬浪費的補貼，特別是能源補貼，以解放資源用於（比如）增加醫療支出。其他當務之急包括縮減預算赤字、取消內部貿易壁壘、鼓勵私人投資等。

要贏得實施這些改革而不破壞政治穩定或社會團結所需要的支援，莫迪必須證明他是一個包容的領導人，有能力與不屬於其印度教民族主義者圈子的印度人合作，包括1,500多萬印度穆斯林。如果獲得成功，他將和習近平一樣，成為祖國的下一個標誌性領導人。

在印尼，到目前為止影響力最大的兩位領導人是蘇加諾和蘇哈托。蘇加諾用他的雄辯為這個世界上最多樣化的國家之一構建了民族團結。而推翻蘇加諾的蘇哈托，建立了一個強大的經濟基礎，將數百萬人帶出貧困。

佐科維以卑微的出身穩定權力巔峰，並且從未在其人民之子的形象和務實誠信的聲譽方面妥協。佐科維擁有長期且優秀的成績，擔任蘇拉卡爾塔（Surakarta）市長期間，他實施了一系列有效政策（如翻新市場、搬遷貧民窟和削減官僚繁文縟節），擔任雅加達省省長期間亦然（增加了醫療和教育的普及程度）。

但在全國複製這一成功決非易事。10月上臺的佐科維，必須採取措施治理不平等性加劇、不可持續的燃料補貼、根深蒂固的腐敗、基礎設施不足和過於嚴格的勞動法——與此同時還要重新建立對印尼制度的信任。

讓佐科維所面臨的挑戰更加複雜的事實是，他的執政聯盟只擁有印尼議會的約三分之一議席，其餘議員忠於他在總統選舉中的對手普拉博沃·蘇畢安托（Prabowo Subianto）的聯盟。因此，在引入新的治國風格時——比如根據能力任命內閣成員——佐科維必須小心從事，避免得罪長期從把持權力中獲益的政治和商界精英。

簡言之，如果佐科維要想構建一個印尼所需要的國家制度共識，就必須超越政治分歧。在這方面，墨西哥總統涅托的超越黨派的「墨西哥契約」（Pact for Mexico）可以作為有用的榜樣。

幸運的是，佐科維擁有獨立於黨派和宗教政治的聲譽，並且長於溝通。而作為政治外部人士，他擁有獨一無二的地位引導印尼走向更繁榮、更團結的未來——也使他本人進入印尼偉大領導人俱樂部。

中國、印度和印尼都處於跨出重要前進步伐的有利位置。習近平、莫迪和佐科維致力於應做之事，將為各自國家、亞洲和全球秩序帶來迅速的、影響深遠的進步。

馬凱碩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著有《亞半球大國崛起：亞洲強權再起的衝擊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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