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不解決「水分配」問題，當心引起下一次世界大戰

5月，越南成為1997年聯合國非航用國際水道法公約（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Non-Navigational Uses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第35個簽署國。這具有決定性意義。 8月17日，該公約將生效。

該公約用了幾近50年時間起草和完成批准流程，這一事實表明現代多邊主義存在嚴重問題。關於跨國淡水資源應該如何配置和管理的問題長期存在爭議，也不難理解政府和水務專業人士更傾向於依靠流域協議（basin agreements）而非國際法律工具。

拋開這些不談，這半個世紀的等待只能用缺乏政治領導來解釋。因此，雖然世界可能因為公約在長期等待後終於被接受而歡欣鼓舞，但我們不能因此躊躇滿志。

大約60%的淡水在跨國流域中奔騰；但在這些流域中，只有大約40%有流域協議管轄。在這個水資源日益緊缺的世界，共享的水資源日益成為權力工具，在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造成競爭。水之爭凸顯出政治緊張，也放大了對生態系統的破壞效應。

但真正的壞消息是水消費量比人口成長得更快——事實上，在二十世紀，前者的增速是後者的兩倍。結果，一些聯合國機構預測，到2025年將有18億人生活在水極度緊缺的地區，無法獲得足夠維持人類和環境使用的水量。此外，有三分之二人口將面臨水緊張，即可再生淡水短缺。

如果不採取果斷措施，水需求將超過許多社會的適應能力。這可能導致大規模移民、經濟停滯、動盪和暴力，給國家和國際安全造成新威脅。

聯合國水道公約絕不能成為另一個被束之高閣的國際協定。茲事體大。在當今氣候變化、需求激增、人口成長、污染日益嚴重、資源過度開採的環境下，我們應該竭盡全力鞏固全球水域管理框架。我們的環境安全、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直接取決於此。

公約將很快用於所有簽署國領土的跨國河流，而不僅僅是最大流域。公約能夠彌補現有協定的缺口和不足，為大量壓力日增的跨國河流提供法律保護。

從全球看，共存在276片跨國淡水流域和數量相當的跨國蓄水層。若有充分的資金和政治意願支持和相關利益方參與，公約將有助於解決我們所有人都面臨的水挑戰。但這可能嗎？

眼下，在國際社會討論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將於2015年到期）的後續項目——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時，就應該採取一個雄心勃勃的日程。我們綠十字組織（Green Cross）希望新的2030年目標能解決淡水管理問題。

此外，國際社會必須很快形成取代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的氣候變化框架。氣候變化直接影響水循環，這意味著所有為遏制溫室氣體排放的措施都有助於穩定降水模式、減輕許多地區已開始經歷的極端水事件。

但聯合國水道公約生效所引發的新問題不少於生效前。該公約的實施有何實際意義？各國如何在國內以及針對隔河相望的鄰國行使其權力？大多對該公約生效視而不見的美洲和亞洲國家會如何應對？

此外，該公約如何與保護和使用跨國水道和國際湖泊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Use of Transboundary Watercourses and International Lakes，該公約已於2013年2月起在大部分歐洲和中亞國家生效，並希望將其成員國擴大到全世界），該公約的實施將如何影響現有地區和地方跨國淡水水域協定？

在聯合國水道公約上簽字的國家預計將參與公約的實施，並將更進一步地保護和可持續地使用跨國水資源。公約能夠為它們提供怎樣的工具（包括金融工具）？

一些法律工具已實施，如拉姆薩爾濕地公約（Ramsar Convention on Wetlands）、聯合國防治沙漠化公約（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等。姍姍來遲的聯合國水道公約的實施應該被視為一次良機，簽署國可以利用它來鼓勵尚未加入合作協議的國家認真對待這一問題。

顯然，光靠政治家和外交家是無法有效應對世界所面臨的挑戰的。因此，世界需要政治、商業和公民社會領袖的參與；沒有他們的參與，聯合國水道公約就得不到有效實施。這一點常常被忽視，但它構成了能讓所有人共贏的合作的長期成功的關鍵。相關利益方（包括受影響社區）的包容性參與，以及識別、評估和共享跨國水資源好處的能力的發展，應該成為任何旨在實現有效多邊合作的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是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蘇聯末代總統，他於1993年創立綠十字組織。綠十字組織是一個獨立的非政府組織，旨在解決安全、貧困和環境惡化問題，總部位於日內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