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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新興和發展中國家獲得平價醫療的爭論,常常忽視一個關鍵問題:這些國家的政府常常對關鍵性重要藥品的進口,課非常重的關稅。儘管這些措施能夠帶來穩定的稅收收入,但其結果是讓藥價變的更貴,以至於超過了許多最需要這些藥品的人的承受能力。
和先進國家一樣,新興和發展中國家有些藥品需要進口,這些藥品的負擔需要病人本人承擔,因為這些國家缺少健康保險。比如,印度人的醫療支出中有70%需要自掏腰包。在一些地區,關稅和其他稅收將藥價提高了三分之二之多,即使是最基本的非專利藥,對許多最貧困人群來說也是高不可攀。一份關於德里醫藥市場的最新報告測算,這些稅費本質上是「生病稅」,可以由政府出面輕鬆地取消。
許多新興市場都有這一問題。根據世貿組織2012年的一份研究,阿根廷、巴西、印度和俄羅斯對進口藥品的關稅稅率大約在10%,而阿爾及利亞和盧旺達等國家為15%。吉布提的關稅稅率為26%。該報告指出,很難理解為何小國要維持健康產品的高關稅。
但關稅只是問題的一部分。許多國家還徵收沉重的銷售稅。巴西對處方藥稅率為28%,而在印度,藥品被課以5%的增值稅和3%的教育稅,除此之外還有5%到16%不等的聯邦稅。
發展中國家課徵這些稅項的說辭是需要籌集社會支出資金。但是,2011年,印度的藥品稅收總額超過了政府花在公共醫療上的支出。如果政府不再人為抬高人民所需藥品的價格,印度的醫療危機或許不會那麼嚴重。
此外,儘管存在財政壓力,但將最沉重的財務負擔加給健康狀況最差的人群(以及本應成為社會保障目標的人群)可以說是倒行逆施。這在經濟上也是本末倒置。提高藥品價格減少了藥品的使用,導致了更多的疾病,降低了生產率,也拖累了GDP增長。
有更好的辦法。哥倫比亞、埃塞俄比亞、馬來西亞、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坦尚尼亞和烏干達等國家極大地降低、甚至取消了藥品的關稅和稅收。成果是巨大的。比如,據報導,在肯尼亞取消瘧疾治療產品的關稅和稅收後,2002~2009年嬰兒死亡率和致病率下降了44%。
同時也是藥品出口大國的印度和中國,顯然能夠從全球降低藥品關稅中獲益。印度有「發展中世界藥廠」之稱,是全球最大的成品藥出口國之一,而這些藥品成分中有70~78%為中國生產。
取消藥品關稅也符合先進國家在二十年前成立世貿組織時所制定的範例。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政府應該對讓人民生病的東西課稅,而不應該對讓人民好起來的東西課稅。」
平心而論,減稅不能解決與讓新興和發展中國家獲得醫療服務的一切挑戰,比如缺少醫院、診所、醫生以及公共和私人保險。但取消關稅卻能夠立刻有利於最需要的人群。
作為領先製藥商的母國,印度和中國應該領頭發起國際鬆綁稅收運動。將於7月15—17日在巴西福塔拉薩(Fortaleza)舉行的金磚國家峰會是很好的起點。
這些國家已經證明了它們有能力團結行動。今年早些時候,中國與其他13個世貿組織成員國一起呼籲取消環境商品的關稅。中國、印度和其他金磚國家應該成立類似的聯盟敦促取消藥品關稅,從而擴大各發展中國家獲得醫療的途徑。世界的病人和弱勢群體不應該承受毫無必要的傷害。
羅德·亨特(Rod Hunter)是小布西總統國家安全委員會國際經濟學高級顧問,現為美國藥品研究和製造協會高級副主席。
從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哈佛、耶魯等知名大學教授到聯合國官員;從中國、新興市場、歐美到中東、阿拉伯世界,全球財經大師開講,深入淺出剖析國際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