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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正在進入後工業時代,製造業日益複雜,競爭日益全球化。要想成功,一個國家越來越需要高技能和高教育程度的工作人口。因此,提升中學所傳授的技能水平,就成為發展中和先進國家的要緊任務。
對我來說,教育問題並不只是個學問上的問題。我出生在一個有九個孩子的家庭中。我的父母親是文盲,我的姐妹們也沒上過初中。但是,在我家的下一代,我所有的侄輩都擁有高中文憑,大部分還上了大學。
改善一個小學生和中學生數量超過1,600萬人的教育體系,是一項艱鉅的財政挑戰。因此,第一步是建立紮實的、改革性的宏觀經濟基礎。
多年來,公債高築和宏觀經濟管理失當,迫使土耳其需要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支付高昂的借貸利息,但這筆錢本可以投資於學校。但是,自2003年執政以來,總理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的政府將財政赤字佔GDP的比重縮減了近十個百分點,從2002年的10.8%降至2013年的1%,並將公債/GDP比率從2002年的74%降至2013年的36.3%。結果,同期政府利息支出佔稅收收入之比從85.7%降至15.3%。
這些財政上的改善將資金解放出來,大規模用在投資教育,而不必增加公共債務。從2002年到2014年,土耳其教育支出佔總預算的比例翻倍,達到了18%,財政狀況並未受到影響。自2003年以來,這筆額外資金讓政府增加了41萬名教師、20萬間教室,並提供了18億份免費教材。
但要想與中國等世界經濟強國競爭,我們還需要改善勞動力的總體質量。從2002學年度到2012學年度,小學入學率(包括年齡高於或低於官方年齡群體的學生)從96.5%升至107.6%,中學從80.8%升至96.8%,中學以上從35.8 %升至92.1%。
學生/教師比率也有所下降。在2002學年度,平均每28位小學生和18名中學生擁有一名教師;到2012學年度,這一比率分別降至20人和16人。2012年,土耳其將義務教育最低年限提高到12年。這是一項重要的改革,因為土耳其25歲以上的人,平均上學年齡只有6.5年,而經合組織平均是11年。
此外,政府還改善了教育機會。作為旨在幫助弱勢學生的FATIH工程的一部分,2014年土耳其投入14億里拉(6,650萬美元)用於為學校配置寬頻網路。其他措施,如「爸爸請讓我上學」(Baba Beni Okula Gönder)和「閨女,上學去吧」(Haydi Kızlar Okula)等,改善了入學性別比,女生:男生之比從2002年的91.1:100上升到2012年的101.8:100。這有望改善土耳其的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目前平均水平為30%左右,但其中有大學文憑者高達72%。
考慮到土耳其的地理規模(是德國的兩倍大但人口相同),確保所有學生不論身居何處?社會經濟地位如何?都能獲得良好的教育,一直是一項挑戰。但2003年以來土耳其最令人矚目的成功之一,便是打破了學生家庭條件與其獲得良好教育機會之間的鴻溝。
2003年,土耳其學生考試分數的28%可以歸因於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換句話說,越窮的學生,其PISA分數越低,這與經合組織平均水平相符。但經合組織的2012年報告發現,土耳其學生的較低考試分數中只有15%可以歸因於社會經濟地位,優於經合組織平均水平。
土耳其也在縮小其與經合組織國家在教育公平性方面的差距。2006年,土耳其在科學方面的得分比經合組織平均分低76分,數學方面低74分。2012年,差距縮小為科學38分,數學46分。
考慮到這些成就,土耳其年輕人失業率也下降了(從2009年的25.3%降至2014年1月的17.3%,低於歐盟平均水平22.8%)或許並非偶然。顯然,改善教育和刺激經濟成長是相輔相成的關係。
當然,土耳其還需要做更多的事來實現其人力開發潛力;但過去十年的教育改革及其帶來的積極經濟效應表明,土耳其正在為快速、可持續、包容性成長打下堅實基礎。
穆罕默德·西姆塞克(Mehmet Şimşek)是土耳其財政部長。
從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哈佛、耶魯等知名大學教授到聯合國官員;從中國、新興市場、歐美到中東、阿拉伯世界,全球財經大師開講,深入淺出剖析國際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