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領敬老金！嚴長壽：別讓台灣毀在「不拿白不拿」的觀念裡

去年中秋節前不久，我回到台北住家，樓下忽然傳來敲門聲。下樓一看，是區幹事來訪，他需要我提供印章，好在一份文件上蓋章，以便請領市府發放的1,500元敬老津貼。我驀然驚覺，原來人生已到黃昏，已經要被「敬老」了！我當下的反應是拒絕，不是拒絕承認年紀，而是覺得「這個經費應該用在更需要的人身上」。沒想到送錢來的地方工作人員顯然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她說：「這樣我們很難處理，何況這是政府給的，你不要白不要，不拿白不拿啊！」對方如是勸我，但我最終還是堅持拒絕。

關上大門，走回房間時，一件遙遠的往事突然自記憶深處浮現。那是1988年，我銜命為亞都麗緻在北美籌設新飯店。當時一方面抱著破釜沉舟的決心，一方面也為了孩子還小，不捨得分離，決定全家移居溫哥華。才搬好家不久，熱心的鄰居即提醒，如果在加拿大每年所得低於一個基本額度，就可以替孩子申請「牛奶金」，但這個訊息最後卻被大部分華人解讀為，只要在加拿大沒收入，理所當然可以得到兒童營養補助費，而此項津貼會一直持續每月滙到申請人的戶頭，一直到孩子18歲為止。我當時覺得奇怪又荒謬，左鄰右舍的加拿大鄰居卻都說：「應該申請啊！」這塵封往事提醒了我，不分台灣或加拿大，顯然全世界的政客都一樣，不吝爭取公共資源，以籠絡選民。而許多真正該用、卻欠缺的經費，是否在這些表面上的「討好選民」政策中犧牲了？

培養不被收買的能力

當晚，我難以釋懷。身為公民，對於這類遍地揮灑的「津貼」，我們是否擁有說「不」的權利？或者更貼切的說，我們是否有自我反思的能力，能夠想到這不應該是「不拿白不拿」，而是我拿到的錢，表面上是縣市首長為了選舉承諾而施捨的善意，實質上卻是國家日漸虧損的預算、下一代無法承受的債務，或是對弱勢更需要的協助，以及國家更重要的政策經費。

面對有限的資源，我們採取何種態度，是一種社會良知，也是我們天天都可能碰到的價值考驗。如果我們評估自身經濟能力不足，接受政府資源協助，理所當然。但往深一層反思，我們是否常在不必要，甚至不應該的情況下，取用不需要的資源？如果奮鬥一生，我們已有能力過充裕的退休生活，還需要以「資深公民」請領敬老金或不當的老農年金嗎？如果我們這一代，不能自我節制，我們將留給下一代怎樣的未來呢？

過去十年，台灣每年平均新增的債務高達1,853億，如果按照這個速度惡化，2016年的預算即將無法編列，政府財務已在崩潰邊緣。從收入層面來看，政府在稅制設計對資本家太過寬厚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從支出層面來看，太多資源浪費在政客為了籠絡選民，不斷加碼大開支票也是問題所在。2014年和2016年又是選舉年，暫且不論即將參選的政治人物又將開出哪些社福支票，做為選民的我們，是否有能力看穿政治人物媚眾、不擇手段的伎倆，做出理性及對台灣永續生存有利的選擇？這，考驗我們是否具備不被收買的能力。

老農津貼就是標準的選舉收買。從1995年三千元、2004年四千元，每逢選舉不分藍綠共同加碼，到如今每月七千元。監察院調查卻發現，台灣目前實質從事農業的人口大約50餘萬人，但農保投保人數卻多達140萬人。許多人是在65歲以後才「轉職」為農民，為的就是老農津貼以及農保。面對一生辛苦耕作、守家護土的老農，每月發給一萬元都不為過，但以假農民身分請領津貼與修耕補助的投機者，每一塊錢都應該追回國庫。當各種補貼政策吃掉三分之二的農業預算大餅後，還剩多少錢可挹注於台灣的農業升級？

我們是否雙重標準？

但是，是誰選出這些極力籠絡選民的政客呢？選票握在每一個公民手中，也就是你和我身上。我常認為台灣的民主只做了一半：只在前半段投票選出候選人。我們自豪於台灣的民主制度，卻讓民主停在投票的那一天。如果我們只是選出立委（或各級民意代表），卻不去監督，以及引導他們做出正確的事，最終的惡果是大家一起承擔。在憲政結構下，行政首長由民意代表監督，能制衡民意代表的卻只有選民。大部分的我們，大部分的時刻都讓自己的權利睡著了，對現況無奈，卻毫無行動力。

身為公民，除了應該關心公共政策，對民意代表善盡積極監督之責，也該自省是否無意間抱持了雙重標準？一面批評政策和民意代表不該媚俗，向民粹式民意妥協，一面卻成為「不拿白不拿」、各項「福利」的上癮者？甚至為了自身利益進行不當關說，誘導民代將個案的關說美化成選民服務，名正言順、理所當然地破壞了體制，也誤導了真正代議士的功能？

或許有些朋友會認為這樣陳義過高，太過理想化！但就讓我們拿相對文明、先進的北歐四小國來看。早期參與英國等大國共同開發北海油田之前，丹麥是一個完全沒有自有能源的國家，百分之百依靠能源進口，也因此沒有課徵能源稅。但北海油田開始開採出產的同時，丹麥意識到世界能源危機，以及地球暖化的問題，因此，議會遂通過了一個法案：認為地球暖化、石油枯竭是全人類的問題，雖然他們自有能源不再匱乏，卻決定必須開始課徵能源稅，以節約能源。最後丹麥整體的能源消耗，在石油開採後的總用量，居然低於開採之前。這樣的國家、這樣的議會，讓我們見識到了做為世界公民的真正素養。

同樣屬於北歐四小國的挪威，開採到石油後，不主張把所有石油收入納進當年的預算，因為他們意識到這些收入終有一天會枯竭，而子孫如果慣於這樣輕易獲取的收入，終將無法延續未來的競爭力，於是將很大一部分收入預存為國家準備金。因此，當歐洲風暴、金融風暴產生時，挪威仍然擁有充沛存糧，不但幫助自己，也幫助了歐洲的金融市場。

回頭過來看我們台灣，例如，全民健保是台灣的驕傲，台灣人就醫的方便和高品質的醫療服務，超越許多歐美國家。但是，醫療資源被濫用正危害健保的財務健全，我們的年平均就診次數高達15次（先進國家平均在5至7次），咳嗽、感冒等小型疾病的費用，占去了大部分的醫療資源，甚至醫院急診室人滿為患，就醫品質低落，原因之一竟是
-在保險業務激烈競爭下，許多看診者為了申請保費，硬要待滿6小時才願離開。如此濫用，終於逼使衛生福利部和金管會保險局使出殺手鐧，規定新售保單將不准再提供「急診保險金」的理賠。

公民素養方向一：清澄、冷靜判斷是非的能力

台灣人彷彿有兩種截然不同的面貌：一種是樂於助人、善良體貼、追求正義；另一種卻是濫用資源、是非不分，健忘而短視近利。

太多自由行的旅客體驗到台灣溫暖的人情味與從容的生活態度，留下美好的回憶。例如，知名大陸作家韓寒深深被台灣人感動了，素不相識的小眼鏡店老闆主動送上立可拋隱形鏡片替同行友人解圍、熱心的計程車司機幾小時內主動奉還他遺失的手機。韓寒筆下「太平洋的風」如此溫暖、和煦、細膩，盡訴台灣可親、美好的人情味。

一位在兩岸活躍的企業家朋友告訴我，2013年八月，在台灣引起沸騰的洪仲丘事件，也在大陸企業家之間激起不少迴響。當十幾、二十萬台灣人民在酷熱的夏日夜晚，走上街頭，穿上白衣表達憤怒與追求真相未明的公義，情感雖然激昂，訴求雖然凝重，但過程卻如此平和，參與者如此莊重自持，看到台灣這樣高素質的公民運動，讓一些大陸企業家朋友好生羨慕，甚至在微博上說：「趕緊賺錢！將來移民台灣。」這場遊行的訴求也許不是每一個人都認同，但發起者、街頭參與者的初心與表現，無庸置疑讓大家感動了，驕傲了。

然而，不能否認的是，台灣內部近年政治與經濟的內耗空轉，媒體繪聲繪影推波助瀾，民意代表的荒腔走板，讓國民的信心與憂慮指數節節高升。台灣社會正在失去互信，許多過去不敢相信會發生的事情一件件爆發，許多我們引以為傲的信念與價值，也一塊塊崩塌。台灣，愈來愈像是放在爐上的壓力鍋，內在沸騰翻滾，外在吱吱噪音不絕。

但外在噪音愈紛亂，就愈需要清明的思辨；當民粹式民意鋪天蓋地之時，更需要培養看出問題背後的能力，才不會被牽著鼻子走。這方面的判斷力很難由「生活與倫理」，或是「公民」課本學習而成。而得靠不斷的以切身的公眾議題，引導正反思辨，學習是非對錯的理性辯證。但我們的教育，最缺的就是獨立思考與反省能力的養成，換言之，公民素養的修練幾近空白。我們的中小學老師在原本培訓過程即缺乏相關訓練，考試與遴選機制更篩選不出來。當老師自身都無法確切掌握公民素養的價值觀與共識，如何要求他們轉化出教導學生的方法？我個人認為，公民素養絕對是攸關台灣能否走向永續的最重要課題，這一塊的公民教育一定要補足！

還記得菲律賓公務船射殺我漁民事件嗎？當時，國內各大眾媒體、社群媒體一片不理性的撻伐抵制之聲，政府也在強大民意壓力下派出軍艦護漁，祭出各項包括暫停引進菲勞等制裁行動。事件發生後不久，我到中部一個高中演講，談到菲漁事件。看著年輕稚嫩、眼神發亮的年輕一代，我問：「政府該不該派軍艦護漁？」「如果問題得不到解決，我們是不是不惜一戰？」同學們的反應幾乎一面倒贊成。

我再問：「如果我們把對象轉換成大陸，我們會用同樣的方式嗎？」同學們卻陷入沉默與思考。於是我再追問：假設越界捕魚的是大陸漁民﹙其實這類事件經常發生，而在追緝中誤殺對方的是我們的海巡署，大陸網民群情憤慨，主張不惜一戰，甚至於與我們斷絕經濟往來，請問我們將用什麼態度面對這個問題？再從經濟層面來說，台灣自菲律賓每年進口約20億元，卻出口80億元之多。停止一切貿易往來，我們打人一槍，自己卻要挨上四彈，到底是誰蒙受較大的損失呢？如果同樣的事件轉化為兩岸的關係，以目前台灣從產業到觀光等，都重度倚賴大陸讓利的現實下，這豈不是更不堪想像的議題？

再回頭來談自以為占上風的台菲關係，如果台灣不讓菲勞進來，在經濟逐漸好轉的開發中國家一一停止外勞輸出政策的當下，台灣何能用如此傲慢的態度對待完全無辜、為台灣人付出心力的菲勞？當然，政府表達嚴正的態度與立場是必要的，但於此同時，公民心中也必須要學習建立一個明確的標尺。我告訴年輕孩子，應該就事論事，而不是如此煽情化、煽動化。這樣一面倒的「同仇敵愾」，其實是告訴我們，台灣社會沒有判斷能力，公民素養不足。

如今，時間過去，熱潮消退，大眾媒體早把追逐焦點放在其他熱點，即使菲漁事件已在司法、外交、受害家屬接受理賠以及放下仇恨等各方面，得到堪稱圓滿的解決，但做為社會知識份子的老師及媒體，卻失去了給國民上一堂最好公民課的機會。如果每次遇到重大事件，張揚的民粹氛圍繼續主導，難保有一天會將台灣與大陸或國際的關係，帶向無法彌補的境地。

公民素養方向二：培養不被操控的能力

台灣媒體一窩蜂煽動、炒作，讓台灣的重大公共議題走向「非黑即白」、「非藍即綠」的兩極對立，理性討論空間幾已喪失殆盡。然而，怪罪媒體永遠是最簡單的。我們自己呢？我們是否花了很多時間，坐在電視機前觀看電視評論性節目，跟著名嘴的表演而情緒忽高忽低、忽左忽右？我們願意花時間主動去研究思考，蒐集正反面資料，分析與驗證各類主流、非主流意見嗎？簡單地說，我們具備了獨立思考能力嗎？

近期重看殷海光老師近30年前的大作《思想與方法》，感觸良多。他用辛辣之筆直言：「人，既然是一種會思想的動物，他就要抓一點東西在腦子裡，使他以為所做所為滿有道理的樣子。這樣，他才不感到空虛，才有個行為指針，甚至覺得『理真氣壯』。不過，可惜得很，在我們這個地球上，最大多數的人在他們較多數的時間內，他們的腦袋簡直是一座未設防的城市！人真是一種奇怪又有趣的動物。在城市裡，我們看，庭院深深深幾許，家家戶戶把門關。……可是，我們一般人對於自己的思想園地，卻是這樣漫不經心，全無一點管制設備。」

另一篇宏文是〈從有顏色的思想到無顏色的思想〉，他指出，「有顏色思想」是屬於「祖宗遺訓」「傳統」「宗教」「意識型態」之類的思想，從古至今往往侵犯知識的疆界，產生許多社會政治的問題。它的對立就是「沒有顏色的思想」，由知識構成的思想，「它沒有情緒、意慾、個人成分、地域特點攪雜其間。因此，它有普遍的效率。它是素淨的。」
旨哉斯言！殷老師那時當然不知道現在政黨的顏色。我認為，放在此刻台灣，「沒有顏色的思想」，或許也正可呼應，我們希望年輕人、知識份子，以及一般公民，應學習保持立場中立，暫時不要非藍即綠，以清澄、冷靜的思維，直視問題的核心、判斷是非。沒有任何一個政治人物能代表絕對的正義。只有當選民能夠監督好自己選出來的人，給與他們足夠的要求與壓力，才可能讓這個社會走向真實的正義。

因此，我常常在演講場合告訴讀者，事實上，選民中真正的藍綠黨員都屬少數，往往都是在比較中做出選擇，所以，我們不但要監督別人選出的民意代表，更要嚴格監督我們自己選出來的民意代表。當我們看到選出來的民代有任何脫序的表現或媚眾行為，只有我們最有權利把壓力加給他們，一封公開信、串連的不滿，都可以讓他們收斂。所以，我很高興看到台灣開始出現致力推動政治資訊透明化的數位公民團體。

要有堅持是非的勇氣

以下是一個實際的例子，就發生在我為一群高中生上公民課的體驗中。有同學發問：「宗教難道不是有色彩的思想嗎？」我的回答是：每個人都有宗教自由，但在信奉自己宗教的同時，不能帶著有色眼光看待別人的宗教。不能說我是佛教徒，就認為所有的回教徒都是危險份子、極端份子，當然也不能因為我是回教徒，就否定基督教、天主教的存在。每個人都可以有信仰自由，但是碰到判斷是與非的關鍵，就必須回到清澄無色的思想能力，要有能力看到別人的錯誤，更要有能力反省自己的缺點，宗教如此，政治當然更該如此！

《思想與方法》出版30年來，台灣社會是進步，還是退步？我們擁有華人世界最值得驕傲的民主制度，卻快被民粹綁架了。家家戶戶愈來愈懂得保衛自家的安全門禁，但為什麼我們腦袋裡的東西、顏色卻愈來愈鮮明？愈來愈容易人云亦云，跟著社會氛圍起舞亂跑？即使如此，我仍然是樂觀的。我相信，眼前挑戰愈急切難解，我們愈應回到基本，去做對的事情。而教育，就是基本；公民素養，就是對的事情。

一個國家，如果不能透過教育的潛移默化，培養基本的公民素養，豈能奢求擁有高素質的選民？光有民主制度，卻沒有相對應的監督文化，思維中立的媒體文化，台灣的民主與自由，將是一場永無終點的馬拉松。

除了不被操縱的能力、不被收買的能力、冷靜判斷的能力，最後我想強調，公民素養的核心體現是「堅持是非」的勇氣。當支持的人犯錯時，不放過，以同樣的標準監督；當不認同的人做出對的事時，大聲支持，絕不以人廢言，以顏色論是非。而我們更要保持警覺，只要任何公眾平台形成一個夠大的力量後，自然就會有人企圖操縱，唯一能夠擺脫的關鍵，就是建立在每一個人共同的價值觀以及清澄的思辨力。

就讓我們一起活出不被操縱的人生！

書籍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