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懷疑派,也願意承認「有效援助」(effective aid)能產生效果。在過去25年中,開發中國家的貧困人口比重下降了一半;過去10年,更是那些曾被認為扶不起的國家,取得令人矚目的發展成就的十年。

放眼全球,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下降了三分之一,撒哈拉以南國家平均(經濟)年成長率高達6%。除了因戰亂而支離破碎的國家之外,如今的貧困國家早已不可同日而語。

20世紀90年代,開發中國家的經濟只占全球經濟成長的五分之一。如今,它們之中有許多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的引擎。有人估算,到2025年,六大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國、韓國、印尼、巴西、印度和俄羅斯——加起來將占全球成長的半壁江山。

還有其他不為人所熟知的成就。比如埃塞俄比亞(Ethiopia),這個國家曾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全球危機之一,如今已連續7年成為成長最快的資源貧乏非洲國家——自2003年以來,平均年GDP增長率為11%。此外,許多貧困國家也開始建設有效率的制度,控制支出,管理預算,並向公民提供更多的所需服務。

成就固然可喜,但還有許多事情等待我們去做。我們取得了如此成就,但這正是我們需要反思「發展援助」(development aid)的原因。先進國家正在經歷沒完沒了的危機,同時,開發中國家貢獻了過去五年來全球經濟成長的三分之二強,因此世界能否復甦,取決於開發中國家能否維持表現。

因此,當發展專業人士將於11月末在韓國釜山集會、探討如何讓援助更加有效時,他們應該在腦海中牢記三個關鍵原則。

首先,一國發展得越好,它就越有能力也越願意為未來負責,同時越不希望別人來告訴它怎樣做才是最好的。

我對此有第一手經驗。2004年印尼發生海嘯時,我是負責規劃事務的內閣部長。當時的挑戰是壓倒性的。光是在亞齊省就有23萬人喪生,50萬人一夜之間無家可歸。經濟損失據估計高達45億美元,重建成本甚至更高。

國際社會伸出了無與倫比的慷慨之手,大量援助源源不斷地湧入印尼。事後我主持了一個救災協調會議,與會者包括數十個組織的數百名專家代表。許多人從未在印尼工作過,但仍然認為自己最瞭解應該如何處理援助事宜。當時鬧到了這樣地步:我不得不提醒一位發言人,沒有人能替印尼人民決定自己的未來。我們知道,沒有當地的「所有權」和領導權,援助根本不可能成功。

如今,亞齊被視為重建成功的典範。亞齊的重建稱不上完美,但考慮到當時任務的繁重,確實令人矚目。許多東西都被重新建造了,且通常比舊有的更好。亞齊人民獲得了安全,並重新開始生活。印尼海嘯的事後反應,是一場生動的有效援助課,所有人都能從中吸取經驗。

其次,隨著發展的舞臺變得越來越擁擠,援助者和合作夥伴數量越來越多,我們需要確保我們的努力是協調的。如今,新興市場國家的援助者通常擁有資金和專業知識,海地地震之後的援助行動就是明證——早期的緊急回應大部分來自巴西和哥倫比亞。

在所謂的南南合作中,最著名、最成功的例子要數巴西家庭券(Bolsa Familia)計畫的推廣,在該計畫中,貧困家庭能獲得現金援助,作為交換,他們必須讓孩子去學校上學並接受健康檢查。該計畫因巴西貧困人口的顯著下降而廣受讚譽,並被鄰國秘魯以及印度和中國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