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關心GDP成長，對人民幸福一點幫助都沒有

有關於經濟成長的「性質」這一爭論，進入了新的階段，「什麼將決定未來經濟進步」的討論框架也慢慢開始變化。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未來經濟成長潛在速度，這一問題造成經濟學家之間的嚴重分歧。比如，西北大學的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認為，從中期看，美國經濟年人均成長達到0.5%就要謝天謝地了。另一些人——其中最認真的大概是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對新興經濟體深感悲觀。許多大牌分析家的共同假設是：技術進步將會減速。

另一邊是「新科技派」，他們認為我們正站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門口，這次工業革命的特徵是真正的「智能機器」，它們將成為中低技能勞動力的近乎完美的替代品。這些「機器人」（其中一些以軟體的面目出現）也可稱為「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拜3D列印所賜，它們將在能源效率、交通（如自動駕駛汽車）、醫療和個性化大生產等領域極大地提高生產率。

第二個問題是收入分配。在最近出版的暢銷書中，托馬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指出，基本經濟力正在讓利潤佔總收入的比例持久性地提高，資本回報率將持續高於經濟成長率。此外，許多人觀察到，如果資本能夠日益替代高技能勞動力之外的一切，而教育體系需要經過長期調整才能大規模提供新技能，那麼高技能和其他所有工種工資之間的巨大差異將導致不平等性惡化。

或許十年後美國經濟將是這樣的：頂層5%——大資本所有者、高技能工資工人、贏家通吃的全球領先者——拿走50%的國民收入（今天的比例已接近40% ）。儘管國家間環境仍然大不相同，但基本經濟趨勢是全球性的。這些趨勢在政治上能夠用永續下去嗎？

第三個問題是進一步自動化的就業效應。在前幾次工業革命期間，人類從非常「繁瑣」的工作中得到了解放。比如，收銀員、電話操作員、計票員都會消失，會計師、旅行或財務顧問、司機和其他工種的需求也會大大減少。

如果「科技派」部分正確，那麼GDP將有很大提高。既然如此，為何我們不能為獲得25～30小時的每週工作時間和兩個月的年假、讓智能機器替我們勞動而歡呼雀躍呢？

既然有這些新科技，生產率也即將大幅度提高，為何還有這麼多人繼續認為所有人都必須更多地工作、更晚地退休，才能讓經濟保持競爭力？還是說，只有高技能者才需要更努力、更長時間地工作，因為他們數量太少？果真如此的話，也許老工人應該更早退休給技能更適合新世紀的年輕人騰出空間。如果這樣的改變有利於增加總體GDP，財政轉移就可以負擔提早退休，而退休本身也可以變成有彈性的、逐漸實現的過程。

最後一個問題是氣候變化以及可能的自然資源約束，這一問題在過去十年中已經耳熟能詳。這些因素會妨礙長期成長嗎？還是轉型清潔能源經濟能催生新的技術革命，實際增加繁榮？

隨著這些問題成為政策日程的最當務之急，我們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傳統上對成長（總GDP的增加）的關注的用處已經越來越小。

經濟進步的性質和衡量標準，應該包括能夠讓科技的力量為全體人民服務的新社會契約。工作、學習、休閒、保持健康和「生產性」應該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政策目標應該明確指向促進這一目標、增加可測福祉。

不平等性擴大，必須用多種政策工具來解決，將稅收手段和終身、包容、可負擔的教育和醫療放在確保平等和社會流動的政策的核心。儘管人類生命質量仍可以大大改善（即使在發達國家也是如此），但將注意力集中在總體GDP上無助於實現這一目標。

圍繞未來經濟成長的問題正變得日漸清晰。但我們才站在建立新的概念框架從而促進國家和全球政策有利於推動人類進步的起點。

克馬爾·德爾維什（Kemal Derviş）是前土耳其經濟事務部長，前聯合國發展計劃署署長，現為布魯金斯研究所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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