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犯是天生還是後天？科學有解

近幾年神經科學家的研究顯示，殺人兇手的腦結構與正常人不同。如：掌管情緒的邊緣系統（Limbic sytstem）內，前扣帶迴（anterior cingulate）的活化較低與杏仁核（amygdala）較小。前扣帶迴與痛覺、感受痛苦有密切相關，也是負責讓注意力投入負面的內在刺激；此處活化較低，代表行兇時無法感受到他人痛苦、自己也不會有愧疚感。

杏仁核，又名「恐懼中樞」，故名思義，掌管焦慮、驚嚇等負面情緒；此結構較小，代表行兇時依然能冷靜、冷血地進行。邊緣系統的控制力較薄弱，會引起基本的情緒障礙，如，容易斥怒、易冒險、冷血。而另一項發現，掌管「執行控制區」（executive function）的前額葉（prefrontal cortex）活化程度也有明顯的不同，於腦造影中顯示，兇手的於該區的活化程度較低，亦指解決問題的能力比一般人還低。

這麼說來，殺人犯都是天生的？我們只能怪罪基因與生物構造（biological structure）？

犯罪神經科學家，Adrian Raine有不同的見解。投入犯罪科學研究20餘年，一日興起，將自己的腦造影與犯人、正常人（控制組）做比對，赫然發現，自己的腦造影居然與正常人不同，反而與犯人的較相近。為什麼會這樣呢？

耶路撒冷審判

1961年4月11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16年，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庭中，舉行著全球注目的納粹戰犯審判。被告人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被困在玻璃製的審判區，後方有警察隨行，玻璃外也有警察區隔，這麼慎重的將他與法官、目擊證人、受害者區隔，全是因為他使用慘烈的手法消滅猶太人。

國際著名的政治理論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身為出生於德國的猶太人，遭逢驅離、逃亡的經驗，積極的爭取參與此次審判活動，並在《紐約時報》刊載，造成廣大的注意與反彈，日後集結出版《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

鄂蘭認為艾希曼雖殘爆，但不是惡魔，是情境下的產物、是小丑。驅於強大的極權體制下、殘暴的環境下，他只會盲從，缺乏思考能力才是他真正的罪過。

路西法效應（Lucifer Effect）

環境影響，真的可以把善良的人變成惡魔嗎？

這也是社會心理學家Philip Zimbardo教授的疑問。1971年，他招募了24位身心健康、背景條件無差異的學生於史丹佛大學進行一項廣受人知的心理學實驗，又稱「史丹佛監獄實驗」（Standford Prison Experiment）。一半的學生被要求扮演獄警的角色，另一半人扮演囚犯的角色，各司所職，獄警有一切的權利，而囚犯可能會被剝奪公民權利。

一開始相安無事，但當囚犯開始挺身為自己發聲時，Zimbardo教授要求獄警需採取措施控制場面，接著這群獄警採取暴力手段，如：體罰、脫光囚犯衣服、關禁閉、拿走他們食物、禦寒物等，造成場面完全失控。

而飾演囚犯的學生開始有精神崩潰的情形，但卻無人覺知這場實驗必須得暫停。經歷6天後，Zimbardo教授的女友克莉絲汀看不下去，要求停止，起初Zimbardo教授認為克莉絲汀不懂此次實驗的價值，仍執意進行，也意涵了不僅賦予權力的獄警會濫權，而實驗的最大極權者（Zimbardo教授）也無法抵擋情境控制，而冷眼看待此種不人道之舉。此種性格上的轉變，正如墮落的天使一般，又稱「路西法效應」（Lucifer Effect）。

天生還是後天？

殘暴的犯人大腦結構確實與一般人不同，以神經科學的角度來看，擁有此種生理結構的基因，只是增加犯罪、暴力傾向的可能性，但任何情況的發生都需要觸發因子（trigger），而環境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譬如此種瘋狂的腦袋，遇到學術環境，亦可造就本世紀著名的犯罪神經科學家。Adrian Raine教授表述：「社會學家認為我們不該只專注於生理層面，而忽視其他犯罪因子，如：貧窮、不好的鄰居、不好的飲食、缺乏教育等。」而社會心理學家Philip Zimbardo教授，從「史丹佛監獄實驗」中驗證，即使身心背景雷同的人，在極度極權的情境下，仍可徹底轉變性格，使善良的老百姓變成兇猛的野獸、使位階較低者認份地被受欺壓，更可怕的事，掌權者已喪失辨別是非的能力。

因此，不管是先天還是後天，都有可能造就殘暴者的特質。那我們該如何避免呢？鄂蘭教授認為「服從就等於支持」，說明不管是給與權力者或被施壓者，幾乎都因情境而喪失思考能力，造成集體瘋狂，這才是將社會帶至罪惡的亂象。所以，請大家好好用腦袋瓜思考吧！

《路西法效應》，商周出版。
《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玉山出版事業。

趙剛（2009）。「路西法效應」與「耶路撒冷審判」，書屋，2009(6)，4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