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和中、俄冷戰，總比爆發真正戰爭好

西方與俄羅斯的關係很少比現在還差，俄羅斯總統普丁干預烏克蘭及吞併克里米亞造成了現在這種局面。但美國總統歐巴馬一直竭盡全力向世界保證並沒有開始一場新的冷戰。

即便如此，美國自由主義鷹派和強硬保守派依舊認為歐巴馬內閣比不上艾森豪和雷根等所謂強硬派總統。他們似乎並不在意艾森豪從未採取任何措施阻止蘇聯坦克鎮壓1956年匈牙利起義，也不在意雷根無意支持反對波蘭共產主義政權的團結工會積極份子。

在很多方面，冷戰讓美國總統的決策變得相對容易。當時只有美蘇兩個大國——中國當時還沒有跨入大國行列——而上述兩國利益範圍的界定也十分明晰。同樣清晰的還有蘇聯的統治思想：也就是史達林主義版的共產主義。

史達林主義像中國的毛澤東主義一樣，從實質上看非常保守，主要作用是鞏固政權的國內力量及其對從屬國的統治。資本主義世界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敵人，危機時刻，史達林主義者動員老派的俄羅斯民族主義，為蘇聯的利益服務。

中國的情況也十分類似。毛並非帝國擴張主義者——他甚至從未動過要求英國歸還香港的心思。毛也一樣把中國民族主義注意力幾乎完全集中到勇敢的共產主義新世界。

但毛澤東逝世和蘇聯解體後，這一切都發生了變化。作為統治思想的共產主義已經在俄羅斯消失，在資本主義中國也已稀釋到只剩某種象徵意義。這兩個國家都因此留下了真空，致使俄國政府努力證明其民選專制制度的合理性，而中國政府則苦苦在為一黨專政制度尋求新的合法地位。已經失去權威的舊傳統突然復活，普丁援引已經快被遺忘的哲人名言來證明俄羅斯民族魂的精神優勢，中國官員現在也想在儒家思想的基礎上建立新的政治共識。

這種態勢，哪怕是從最好角度來看，也是不成熟的。多數中國人，包括政府官員在內，對儒家經典只不過有些一鱗半爪的認識。他們往往只選擇能支撐自身權力的警句，片面強調服從權威等所謂的「傳統」美德，卻隻字不提儒家思想認為民眾有反抗不公平統治者的權利。

普丁喜愛的哲學家隊伍魚龍混雜，其中既包括將俄羅斯視為以東正教信仰為基礎的精神社會的神秘民族主義者，也包括形形色色無法形成連貫意識的晦澀思維。這些思想也並不總和普丁的思想相吻合。普京將蘇聯解體視為一場重大災難；但他卻隨意引用伊万伊林的名言，伊万伊林曾是蘇維埃政權的堅定對手，1922年被列寧驅趕至西歐生活。

或許普丁真的認為俄羅斯能夠作為精神堡壘，反抗墮落的西方世界。而親屬借助政治恩惠富裕起來的中國現任統治者，也可能是儒家哲學的忠實信徒。但棘手的原則引導著俄中兩國政府：那就是建立在怨恨基礎上的民族主義。

中國的毛氏教條已大體被所謂「愛國主義教育」所取代，比方說學校教科書、歷史博物館和各式紀念碑。中國人從小的想法（這些想法並不完全錯誤）是一百多年來中國深受外國人的羞辱，尤其是十九世紀的​​鴉片戰爭和殘暴的日軍侵略。只有共產黨領導的強大的中國才能保護民眾免遭劫掠。

俄國總統普丁也充分利用過去的不滿和邪惡西方蓄意破壞俄羅斯團結、毀滅俄國人靈魂的傳統思維。和中國領導人一樣，普丁指責西方勾結起來遏制俄羅斯。

你可以把這歸結為偏執妄想，但它確有其合理之處。畢竟，俄羅斯和中國周圍都是美國的盟國。而且西方把北約擴展至俄羅斯邊界的時候，幾乎絲毫沒有考慮俄羅斯對安全問題的憂慮。

民族主義怨恨的問題，阻礙了以互諒互讓的外交手段解決問題。外來批評很快會被視作敵意或不尊重的標誌。美日政治家不受歡迎的舉動，被正式冠上「對民眾的侮辱」而被嗤之以鼻。這些強大專制國家充滿憤怒的民族主義，比共產主義更難處理。

鑑於軍事對抗的極度危險性，美國外交官喬治·凱南提出的方案可能依然是最好的解決辦法。如果我們不能將中俄兩國視為朋友，那麼至少可以通過承認他們的不同利益、保持警惕和保持我們自身民主制度的力量，以對衝突進行管理。如果正在開始一場新的冷戰，那我們必須接受這一事實。冷戰的全部意義在於避免爆發真正的戰爭。

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巴德學院民主、人權及新聞學教授，著有《元年：1945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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