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進國家不再看GDP，「幸福指數」才是最夯的治國目標

2008年，在倫敦經濟學院一次針對全球金融危機的討論中，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一句「為什麼沒人能預見這場災難？」的提問難倒了滿屋子的金融大鱷。這個問題此後就一直困擾著經濟學家，因為在危機爆發前那個所謂的「黃金時代」，人們已經逐漸意識到我們不僅忽略了失敗可能的後果、而且也忽略了「成功」真正的代價。

在很多人看來，貪婪為那個時代蒙上了陰影，在GDP快速成長的同時，收入和幸福的差距卻不斷拉大。

德國、法國、英國和美國的領導人似乎明白這一點，因為他們呼籲用新的、更全面的政策目標來取代國內產值。我們的確能夠設立這樣的目標。事實上，一群經濟學家（包括我本人在內）在一份由列格坦研究所委託編制的報告中得出結論，儘管表面看來可能失於主觀，實際我們卻可以穩定地衡量「幸福感」——或對生活的滿意程度。我們把衡量結果在國際上進行比較，並以此為據去制定政策。把「變得幸福」這個目標付諸實現，是各國政府的任務，有幾項關鍵見解應該當做追求幸福目標的前提和基礎。

首先，政府應當更加重視「穩定」，即使這樣意味著要犧牲一些產出。正如肯尼思·羅格夫和卡門·萊因哈特已經表明的那樣，金融危機因為恢復緩慢而要付出昂貴的代價。

但對幸福的研究能夠讓人更清晰地認識到：即便我們能從經濟暴跌中復甦，也需要付出太過昂貴的代價。周而復始的繁榮蕭條循環摧毀了幸福感，GDP下降對幸福感的打擊比同等的反向GDP增長要高得多。

其次，幸福感和GDP不一樣，它更多由貧困而非富裕階層的收入成長來推動。這也解釋了富裕的歐洲經濟體為什麼在公共財政領域往往自然而然就更加穩定。但歐洲區國家缺乏（財富）再分配機制，顯然加劇了最近這次危機所造成的緊張。

第三，採用幸福指數來指導政策可能會在國家層面產生最快速——也最徹底的效果。以GDP為政策成就的衡量標準對有著大型公共部門的國家效果尤其糟糕。GDP所採用的履行醫療程序或撲滅火災數量等粗放的產出標準，並未考慮到一個關鍵因素：雖然響應需求、提供服務本身是件好事，但最好是能控制對於此類服務的需求。更為有效的醫療服務，是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減少花在醫院和醫生身上的錢。

注重人際關係、社會因素、安全狀況和身心健康等生活滿意度的政策，對於社會的作用更直接有效。比方說，雖然心理健康是人們看待生活的關鍵要素，但多數國家對它的重視程度不高。美國去年自殺的人數超過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數，而英國和德國的自殺人數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的3倍之多。英國絕大多數經過診斷的精神病患者都不接受治療，這不僅摧毀了幸福感，而且要以支出大筆殘疾補貼和損失賺錢能力為代價。提高對精神衛生問題的認識和改進治療狀況的針對性政策，會幫助人們找回失去的幸福。

當然，具體的重點因國家而異。比方說，在老齡化國家，孤獨和長期醫療的重要性就顯得尤為突出。

第四，是幸福感的各項指標的相互影響。志願服務不僅提升被服務者的生活質量；也能提升志願者的生活滿意度。同樣，鑑於失業同時影響幸福感和國民收入，有效的返回職場政策和改善民眾育兒及教育能力的政策，同樣能夠做到一箭雙鵰。

這對資助幸福感提升計劃將產生積極的影響。畢竟我們的目​​標不是誇大預算，而是重新分配資源以期最終提高民眾的滿意度和物質繁榮。

最後，指導努力和評估進展需要可靠的數據支撐。幸運的是，多數發達國家和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已經意識到蒐集幸福數據的重要性。如果再加上由經合組織制定的衡量標準，在國際上比較幸福感已經成為可能。

世界已經準備迎接新的、全面的國家和全球繁榮進步衡量標準，它能告訴我們人們是否真的過得更好——以及如何確保實現這一目標。

格斯·奧唐奈（Gus O'Donnell），英國上議院議員，2005到2011年曾任內閣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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