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革命反而造就更多窮人？

當經濟增長的好處分配極不平等時，社會關係就會遭到損壞。

沒有能力持有土地的人，特別是年輕人，不滿將日漸增加，並演變為怨恨。這就是阿拉伯之春革命背後的主要因素之一；而智利、巴西、以色列、土耳其和印度的示威，也似乎證明，因不平等導致的社會緊張，正在全球聚集。

平心而論，收入不平等在世界範圍內已經增長了幾十年。即使新興經濟體將數百萬人帶出了極端貧困，但大不平等，一直在表面之下翻騰，正如G20最新的報告顯示，日益持久的失業和就業不足，讓社會不平等，更為嚴重。

事實上，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發達國家年輕人失業率，平均已達到16%，一些歐洲國家更是超過了40%。

事實上，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全球日程展望的資料，收入差距的擴大，將是2014年第二重要的課題，僅次於中東局勢。

收入差距的增加有許多原因，從｢偏袒技能」的現像，到腐敗不一而足。但是，不管原因如何，讓人們回到工作崗位，是迫切需要的，而這必須政府、雇主和各領域公民團體的共同努力。

讓人民獲得高品質的教育和醫療，是第一要務，因為一個健康、受過教育的人，才能順利進入就業市場。在許多國家，這仍然是一項重大挑戰，但一些發展中國家，在這方面卻有重大進展，表現出巨大的潛力。

以巴西為例，21世紀以降，巴西經歷了長期繁榮，且收入不平等性實際下降了。一個重要因素是已實施了十年的｢家庭補貼」（bolsa familia）計畫。只要送孩子去上學並讓他們接受定期體檢，巴西的母親就可以直接獲得這一月的補貼。

這個創新計畫，不但是一項以數百萬兒童為對象的人力資本投資；也讓許多母親能夠工作。這一設計巧妙的補貼，可以讓數百萬人擺脫貧困。

我們常說，收入差距的擴大反映了技術變化，技術變化讓許多經濟體中的藍領，甚至白領，失去工作機會，而生產率進步的果實，都流入了金字塔頂端精英的口袋中，這不無道理。但數位革命，也能帶來包容性增長，網路應用和其他通訊進步，正在把知識和資訊，傳播給數以百萬計的窮人。

以Babajob.com為例。該專案由微軟公司的一位印度研究人員開發，旨在通過用網路、移動應用、SMS和語音服務，聯繫雇主和求職者，為印度提供更好的就業機會。類似地，在肯亞，隨著手機的普及，網路運營商引入了M-pesa，任何手機使用者，都可以利用該系統便宜快捷地進行轉帳，對微型企業來說尤其便利。

這兩個例子的創新，並非來自於政府，而是來自私人部門，這創造另一種解決辦法：改善勞動力市場效率。在許多高失業率國家，雇主找不到合適的員工，解決方案是雙管齊下：更好的市場訊息，使得教育界和業界，有的更好的聯繫。

專業的線上職位搜索網站，也正在刺激就業。但成功的｢學校-職場」轉換，應該從小孩子做起。早期學前教育十分關鍵，這些教育必須提供與職業相關的高品質學校教育。

大部分國家都立志要向｢知識社會」轉變，但這不能拖累技術和職業教育。相反，發達經濟體需要許多技能，而高品質技術教育，特別是有效學徒制計畫的後續教育，可以為從校園到工作，創造比較順利的過渡。德國、奧地利、瑞士和其他發達國家，在這方面都有相當的成效。德國的年輕人失業率低於8%，穩定的高技能勞動力供給，為該國保持成功出口者地位，貢獻良多。

G-20國家最近陸續引進高品質的學徒制，數位虛擬培訓項目讓學生能夠練習使用昂貴的機械設備，而不會干擾實際生產，也不會有設備損壞的風險，大眾線上公開課（MOOC）是另一種迅速崛起的培訓方法，能以極低的單位成本，向廣大公眾傳遞頂級教師授課。更平等地分享增長有許多創新辦法，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辦法總是越來越多。

但所有辦法都指向一個基本事實：如果年輕人和弱勢群體要找到滿意的高薪工作，政府、雇主、教育機構和公民社會團體都要扮演重要角色。我們長期經濟的持續性，就依賴於此。

斯蒂法諾·斯卡佩塔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就業、勞動和社會事務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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