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日月光排放汙水事件仍未偵查終結,但這將成為台灣政經歷史上的關鍵點。

在九○年代之前,台灣尚未採取民主政治,此時政府不僅擁有絕對政治權力,同時也擁有絕對經濟權力。當時台灣採取計畫經濟,由政府決定好國家發展的重點產業以及龍頭企業,接著就是集中資源硬拼,只許成功不許失敗。計畫經濟顯然是種非常有用的策略,不但使台灣在國際經濟舞台迅速崛起,現在的新加坡、韓國與中國也都依循這條路線成功。計畫經濟下的政府角色非常重要,除了是策略決定者、資源分配者以外,同時也是懲罰者。假設有任何國家企業或者私人企業違反發展策略或者損害國家利益,政府就必須懲處企業以及企業負責人。

在自由經濟中,政府權力大幅弱化。政府雖然能夠決定策略,但卻無法以強制手段大幅改變資源的分配模式;政府對企業的影響力雖然降低到最小程度,但這「最小程度的限制」仍必須以國家整體利益為本。許多人認為政府在自由市場經濟下不應該對企業進行任何程度的限制,但這其實是個誤解;基於企業行為往往會帶來外部成本為前提下,政府仍必須設下規則,並嚴加控管。換言之,政府除了給予最小程度的控制以外,盈虧完全該由企業自行承擔。

台灣雖然號稱從計畫經濟走向市場經濟,但目前的政經模式卻顯得非常混亂。企業認為政府有「義務」協助企業發展,同時又不得多加設限;前者的邏輯是計畫經濟,後者的思維是市場經濟,完全是把政府當做服務業看待。人民則認為政府應該詳加擘劃一切經濟策略的細節,並應該嚴加控制廠商行為(包含訂價),但同時又反對國有企業、鼓吹自由經濟;前者思維是計畫經濟,後者則是市場經濟,就是又要政府這匹馬兒跑但又不給馬兒吃草。政府這幾年來受困於這種完全矛盾的邏輯,漸漸也開始不知道自己該怎麼做才好。即使不論策略該由誰決定、資源該由誰分配這種顯然會有衝突的重要經濟議題,台灣政府現在連應該最無爭議的「懲罰者」都做不好。

第一個問題是立法。台灣跟企業相關行為的法規,其罰責制定的細則似乎還停留在九○年代之前採取計畫經濟、人均GDP只有6000元美金的水準,用四個字形容就是「不痛不癢」。幾十萬的罰金或許對年營收只有數百萬的微型企業而言負擔沉重,但對於營收上千億的企業而言,那根本連個零頭都不算──那麼,為什麼法律不應該主動適應市場經濟?立院諸公似乎總要等到出事情才來修改法律,告訴我們「下次一定沒問題」,但顯然問題還是持續發生。如果立法者老是抱持這種被動心態,那也難怪這麼多企業勇於冒險,不斷挑戰人民忍耐的極限。近期中國提出的環境保護法修正草案,就提出了「按日連續處罰」此一罰款無上限的概念,這個法案相當可能通過。現在連中國的環保法規都快要比台灣嚴格了,我們真的應該持續容忍這些十幾年前就該大幅修正的過時法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