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耶魯與新加坡國立大學合作 看出未來教育新趨勢

關於高等教育的未來，全世界的關注焦點幾乎完全一致。

在美國和許多歐洲國家，越來越多人擔心，21世紀大推「知識經濟」，如工程和資訊技術，但這些國家拿不出這類領域足夠的大學畢業生；不過，這類擔憂，卻會導致教育這一概念的「狹隘化」，讓人覺得教育就是專指去獲得某一種「技能」。

而亞洲國家的擔憂，則是進入勞動力大軍的年輕人，雖然擁有充分的技術訓練，但缺少足夠的「另闢蹊徑」的經驗。

這兩種擔憂的根源都來自於經濟問題。在美國，大部分大學生或多或少都因為大學教育而背上債務，給予「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所謂的「主流」領域）學費優惠和貸款豁免的政治壓力越來越大。將傳統的四年學位壓縮為三年，因此減少文學、哲學或美術等選修課程，好降低成本的措施，也在討論當中。

與此同時，在香港、新加坡和中國，人們要求延長大學教育，使學生獲得廣泛的文科教育，期待畢業生更傾向於實驗和創新。比如，香港大學將其本科生項目從三年延長為四年。

但這一狹隘的、基於經濟的觀點，沒有考慮到全球社會面臨的更大的價值問題。平心而論，任何領域的進步，不管是商業、通信、健康或環境科學，都將越來越依賴技術創新，因此也越來越依賴推動技術創新的高階技能，而高階技能需要強化技術訓練才能獲得。

但是，另一個事實是，強化技術訓練並不能提供解決更抽象但極其重要的問題的充分基礎。然而這些問題最終將指導全球政策和決策。比如：

● 經濟發展的緊迫任務如何與限制氣候變化的需要相協調？
● 國家主權在疾病、污染和恐怖分子可以隨心所欲地穿越邊境的世界中意味著什麼？
● 存在超越特殊文化傳統觀念衝突的普世人權嗎？
● 應該如何配置有限的資源，從而為年輕人帶來機會和希望，同時又讓老年人得到尊嚴和尊重？
● 一國對因迫害、貧困和衝突而到來的外國難民有什麼義務？
● 我們如何平衡個人自由和集體安全？

回答這些問題時，科學和技術的進步（比如能源產品、監控或線上學習的新方法）將起到關鍵作用。但道德和倫理問題從來不會有完全技術的解決方案；這些問題還需要對人類社會和文化傳統的理解。科學可以幫助我們獲得想要的生活，但無法教導我們怎樣的生活值得嚮往。

簡而言之，當前教育爭論的雙方都是對錯參半。人類事務變得越來越複雜，對道德的要求越來越嚴苛，因此我們的子孫後代將需要科學和人文學習的雙管齊下，而且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需要。

幸運的是，讓教育更有條理、範圍更寬廣，且很有希望的新模式已經出現。耶魯大學和新加坡國立大學共同成立了「耶魯─新加坡國立大學」，這是新加坡第一所文科學院。這個新成立的寄宿制學院​​由文科學者和天文學家共同領導，其目標是打破學科界限，讓學生能彼此學習。類似地，加拿大奎斯特大學（Quest University）鼓勵學生同時用科學和人文知識探索當今最緊迫的問題。

美國進行類似嘗試也已經多年。比如，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的班傑明·富蘭克林學者計劃——由工學院和人文和社會科學學院合作舉辦——旨在「培養通才式專業人才，既能用分析方法解決問題，也能做出道德決策，同時又身為高效溝通者」。不幸的是，這類計劃大多缺少曝光度和影響力，無法決定教育改革走向。

應該拋棄讓科學與人文對立的「要嘛...要嘛...」的思維，英國化學家兼小說家斯諾（CP Snow）五十年前就認識到這是人類進步的一大障礙。

在調整教育機構以適應未來的重要工作中，我們決不能忘記已在過去得到充分闡明的教育機構的核心任務。在這方面，做的最好的莫過於富蘭克林，他既是文學家，也是科學創新者，他把教育定義為對「真正美德」的追求。

富蘭克林寫道，「真正美德『存在於』服務人類、祖國、朋友、親人的能力和願望的結合；能力……可以通過真正的學習獲得或大大增強；事實上，也應該是所有學習的大目標和終點。」每一代人都應該有這樣的抱負。

安德魯·德爾班科（Andrew Delbanco）是哥倫比亞大學美國研究主任，著有《大學：過去、現在和應有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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