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高等教育的未來,全世界的關注焦點幾乎完全一致。

在美國和許多歐洲國家,越來越多人擔心,21世紀大推「知識經濟」,如工程和資訊技術,但這些國家拿不出這類領域足夠的大學畢業生;不過,這類擔憂,卻會導致教育這一概念的「狹隘化」,讓人覺得教育就是專指去獲得某一種「技能」。

而亞洲國家的擔憂,則是進入勞動力大軍的年輕人,雖然擁有充分的技術訓練,但缺少足夠的「另闢蹊徑」的經驗。

這兩種擔憂的根源都來自於經濟問題。在美國,大部分大學生或多或少都因為大學教育而背上債務,給予「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所謂的「主流」領域)學費優惠和貸款豁免的政治壓力越來越大。將傳統的四年學位壓縮為三年,因此減少文學、哲學或美術等選修課程,好降低成本的措施,也在討論當中。

與此同時,在香港、新加坡和中國,人們要求延長大學教育,使學生獲得廣泛的文科教育,期待畢業生更傾向於實驗和創新。比如,香港大學將其本科生項目從三年延長為四年。

但這一狹隘的、基於經濟的觀點,沒有考慮到全球社會面臨的更大的價值問題。平心而論,任何領域的進步,不管是商業、通信、健康或環境科學,都將越來越依賴技術創新,因此也越來越依賴推動技術創新的高階技能,而高階技能需要強化技術訓練才能獲得。

但是,另一個事實是,強化技術訓練並不能提供解決更抽象但極其重要的問題的充分基礎。然而這些問題最終將指導全球政策和決策。比如:

● 經濟發展的緊迫任務如何與限制氣候變化的需要相協調?
● 國家主權在疾病、污染和恐怖分子可以隨心所欲地穿越邊境的世界中意味著什麼?
● 存在超越特殊文化傳統觀念衝突的普世人權嗎?
● 應該如何配置有限的資源,從而為年輕人帶來機會和希望,同時又讓老年人得到尊嚴和尊重?
● 一國對因迫害、貧困和衝突而到來的外國難民有什麼義務?
● 我們如何平衡個人自由和集體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