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台灣人似乎有把「Cost Down」視作薪資不漲的元兇之一,但事實上並不盡然。降低成本本來就是各行各業都應該持續做的事情,即使是品牌廠也都如此。對於組織跟產業有利的Cost down應該是透過製程改善、技術進步或者規模經濟,以不影響產品品質以及組織長期營運為前提,降低生產成本並提升獲利。

以蘋果為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蘋果在IPhone與IPad大賣之前並不算是銷售量很大的廠商,但蘋果卻靠著模組化設計的概念,堅持以最少的零件製造出最多產品的理念,不僅帶來規模經濟,同時降低存貨管理的難度,自然壓低了生產成本。蘋果用設計同時達到降低成本與增加售價這兩個看似矛盾的目標,拉大獲利空間。

台灣的問題是,成本下降的速度無法抵消產品價格下降的速度。

20年前,台灣電子業靠Cost Down崛起

先從成本談起。當產業尚未成熟時,製程與技術的進步空間很大,很容易透過改善每一個環節的良率與效率就降低生產成本。同時,廠商只要擴增生產規模,就能壓低固定成本,並提高對上游原料廠與下游品牌廠的議價能力。然而,當產業已經趨於成熟時,一方面意味著製程與技術的進步空間小,已經難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取得寡佔地位的大廠已經無法透過持續擴增產能攤減固定成本,反而可能因為管理難度增加而降低效率,轉變成規模不經濟。簡而言之,問題的核心是「產業趨向成熟」。

1990年代台灣電子業趁著全球PC產業崛起的浪潮,以「快速擴增產能」與「持續改進製程」這兩項策略,配合當時「低廉的人力成本」與「政府大力減稅補貼」的環境,成長非常迅速。先不著墨於環境條件,廠商的基本策略就是靠著比其他國家更低的成本,以具有破壞力的售價快速搶市排擠其他廠商,等其他廠商倒閉之後再收割空出的市場。要說台灣不是「成之於Cost Down」恐怕不切實際,因為當時的低價格、高品質、高服務,完全就是一種「破壞式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