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媽寶：一直沒長大的是媽，還是寶？

十倍速時代中的晚熟世代

要如何討論現在的年輕人？他們之間充滿的差異是如此巨大，彼此矛盾，所產生的現象是過去世代所沒有的。

我是在一場口試的場合見到士凡的。這場口試是某個非營利機構針對他們所提供的參訪機會而安排的，獲選的人可以免費參加日本傳統文化之旅。士凡遞上來的履歷和自傳立刻讓人印象深刻。他才大學二年級而已，卻已經去過柬埔寨、菲律賓、西藏等地擔任義工，而且，設計了好幾款APP，上市販售。他回答評審的問話，說：「最好的是╳╳的那一款，因為他們沒做微軟系統的，我就改一改，已經有兩萬多人購買了。」他提的╳╳，是一種非常受歡迎的雲端空間服務。

像士凡這樣的年輕人，就是這個十倍率時代下的新鮮產物，是過去的時代無法想像的。

人類的活動隨著這個世界的資訊化和全球化，愈來愈是加速了。這樣的速度，是過去人類世界工業革命時代的至少快十倍以上。所以，趨勢觀察者或管理學者，像昔日英代爾總裁葛洛夫（Andrew S. Grove），在他的暢銷書《十倍速時代》裡，不斷地指出，這是一個機會和威脅都以十倍速度來臨的時代，為求生存和發展，人人應自我省察，掌握機會，創造格局。

然而，對這世界大部分的人口，至少是對99%以上的人口而言，他們的應變方式，並不是葛洛夫呼籲的那種充滿警覺的偏執狀態。大部分的年輕人都不是士凡，他們是逃亡者，想逃離集體潛意識處於高度不安的這個時代。他們總是對一切都是猶豫著，而猶豫這類的心理狀態之所以湧現，往往是當事人覺得自己還沒準備好。他們內心深處有一種想像，以為有一種近乎完美的狀態（雖然大部分人不承認自己是要求完美的，但他們確實害怕任何的準備不足），才可以投入這個十倍速的水流裡。

大部分的年輕人是擔心的。同樣的，他們的父母也擔心著。於是，有時，遲疑許久的年輕人想跳下水試一試了，驚慌的父母卻又想出理由來阻止他們。然而，年輕人留在家庭這塊甲板太久了，父母卻又嫌他們是賴家王老五，是他們想退休了，卻還要背負的十分無奈的負擔。

於是，這一代的年輕人被自己、也被這時代所耽擱了。他們的一切都處在還沒準備好的狀態：即便不得不低下頭試一試了，還是覺得是沒有退路所逼的，不是自己準備好了。就這樣，大家的大學讀得愈來愈久，賴家賴得愈來愈晚，單身階段也愈來愈不可思議的長。

同樣的，他們的父母，也是愈來愈晚熟；或者說，愈來愈不成熟了。

這個世界在面臨十倍速時代的時候，過去的社群或家族已經消失無蹤了。這時人們才驚慌地發現，原來過去擔任父母的親職工作的，其實不是父母自己，而是家族或社群的集體力量，是有一種姑且稱之為「父母集合體」（Parenting Collective）在撫育小孩，而父母只是中間的媒介。

傳統的社會裡，各種親職的知識和智慧是存在在這個「父母集合體」中的。

懷孕要注意什麼，沒有一個人會知道，但同時問問大家就知道了。同樣的，要怎麼照顧小孩，要怎麼處罰小孩，要怎麼幫助某一特殊狀況下的小孩，都是問大家就知道了。這個大家，就是「父母集合體」。

然而，這個「父母集合體」隨著傳統社群或家族的消失而不見了。在這情況下，這一代的父母幾乎是第一代要自己負責養育小孩的父母。他們一切從頭學習，才發現有太多的環環相扣的知識埋藏在裡頭。育兒或親職的書籍在書店裡是可以陳列一整面牆的，相關的專家也是如過江之鯽，但是這個領域的學習和理解，對我們整個社會而言卻還是不夠，更不用講個別的父母了。

父母更是著急了。只是，驚慌或焦慮的父母，反而將小孩子拽得更緊，於是過度保護了。殊不知，新的問題就在這樣的反應中又出現了——他們的保護，其實是剝奪了小孩透過探索而完成成長的唯一機會。

在這一切情形下，一個晚熟的時代就這樣誕生了。

年輕人覺得自己還沒準備好，而父母卻又是不夠成熟。

這一篇文章想講的，就是這樣的一個時代，以及這個時代裡許多辛苦掙扎的年輕人和他們的父母。

上學困難，上班更困難

夏鴻來到我的診間時，已經是31歲了。3年前，他從碩士班休學後，一直都沒去上班，甚至也不出門了。而碩士班，他讀讀停停，從大學畢業讀了5年多還是沒讀完。

很早以前，夏鴻的爸媽就問過他一句話，而我在見面後也同樣問了：「為什麼不去工作呢，既然書讀得不是那麼起勁？」爸媽問他時，也許彼此都有情緒，也許是關係太密切也就容易緊張；總之，夏鴻不作答，最後是和爸爸扭打成一團。那一場扭打，雖然被驚嚇的媽媽給拉開，後來也沒再發生，但夏鴻從此遇到爸爸就再也不講話，見面也不打招呼，甚至愈來愈是晝伏夜出，也就不容易遇見。

因為這樣，不知不覺就拖了兩年。這兩年來，媽媽屢次扮演苦口婆心的角色，好不容易才終於讓夏鴻來到我的診間。

剛坐下來的夏鴻，起初也不太作聲，只是習慣性地觀望。他邊幅不修，一頭亂髮不整，鬍渣也是胡亂分布在臉頰兩側，開始有點流浪漢的氣息了。特別的是他的體味，渾身不斷散發出來的味道，彷如窩在棉被裡發霉許久了，讓我必須提醒自己不要不自覺地屏住呼吸，免得我還沒瞭解的他，萬一個性太敏感，將誤會我的屏氣是對他的排斥或看不起。

我問他同樣的問題，故意有點輕鬆不經意地提起似的：「怎不去上班呢，反正碩士班看起來也不是很好玩？」

他停頓了許久，才喃喃說：「比上學還困難吧！」

而像夏鴻這樣，生命困在一個莫名狀態裡的年輕人，絕不是少數。佑詩的情形雖然完全不一樣，根本的問題卻是相同的。

佑詩是家人半哄半騙才來到我的診間。

爸媽先來找我，原來是擔心自己的女兒怎麼長久都不搬出去住。最後是媽媽施以苦肉計，說自己的憂鬱症相當嚴重（也的確急出憂鬱來了）需要佑詩的幫忙，才將她哄來我的診間。

佑詩已經29歲了。前一陣子還有一位男友，交往至少半年多了。最先是半夜偷偷帶回來，後來也就大大方方地打招呼，甚至還帶回來一起吃飯。在飯桌上，這男生也酷酷地不愛搭理別人。兩個人吃完飯就關起門待在佑詩的房間。大部分是一起玩電動遊戲，有時透過隔音永遠嫌不足的房門，可以清清楚楚地聽到兩人在親熱而毫不忌諱的聲音。

父母本來就是保守，自然有些按捺不住，只是想想佑詩近年和他們相處的狀況，也就沉住氣，當作沒這回事。

這些年來，從她在美國修完碩士回臺灣，似乎沒好好做完一份工作過。她的資歷是漂亮的（這點要感謝父母向來認真地安排），所以應徵工作是無往不利。只是每次她做個半年或七、八個月，扣除掉出手大方買的名牌衣服包包，好不容易有了一些積蓄，她就辭職不幹，跑去歐洲住上一、兩個月，或是到蘇美島潛水、學瑜伽。

總之，從沒見她真的存上一份錢，更沒掏錢貼補家用。甚至父母認為既然勸阻不了她帶男友回自己房間親熱，索性鼓勵他們搬出去同居。佑詩卻斷然拒絕了，說她還不清楚是否真的要跟這男生在一起。

父母的價值觀雖然保守，但對女兒的態度還算開明。即使是這樣，他們對女兒的想法還是無法理解。特別是，當這個女兒還是這樣賴在家裡（佑詩的哥哥和妹妹都有固定工作，甚至結婚了），他們的退休計畫不只是被打亂，甚至是永遠不確定下去了。

介於成年與青少年之間的夾縫

這樣的兩個年輕人，夏鴻是有些診斷名稱可以套上去的，而佑詩就難了。

在日本，80年代開始出現「登校拒否」的行為，也就是拒學行為。這些拒絕上學的青少年，既不是像小學新生偶爾可見的那種嚴重的分離焦慮，因為離不開照顧他的媽媽，而造成上學困難；也不是過去幫派少年逃學的反社會傾向。經常，他們只是較嚴重的社交焦慮。他們可能是連踏進一般的新學校或新班級都有困難，也可能在學校發生一些緊張的人際問題產生負面思考，從此造成認知上的惡性循環，也就無法再回到學校了。

這現象從80年代開始在日本發生，一群退縮在家裡的年輕人成為普遍的社會現象，嚴重一點的甚至成為足不出戶的繭居族；到了90年代，隨著他們長大，日本專家學者發現雖然不少人已經改善了，但很多人還是有融入社會的困難。夏鴻的情形，大致是和這一切類似的。

至於佑詩，嚴格說起來則是沒啥正式診斷。但是，民間非正式診斷的形容，倒是有一些，像是兩岸都很流行的「啃老族」，大致就是指應該成熟卻未獨立的20多或30多歲的資深年輕人。這樣的情形，在世界各國其實都可以看到，特別是經濟發達的國家或地區。在亞洲，日本是第一個出現這種情形的國家。但是現在，除了日本，韓國和臺灣也都很嚴重。

這方面問題是如此嚴重，因此，美國社會學者亞奈特（Jeffrey Arnett）2000年在《美國心理學家》期刊提出「成年湧現期」這一名詞，認為在現代，在青少年和完整的成年之間，應該再加上一個新階段，也就是「成年湧現期」。

人類發展史上的新現象

在一般的社會學教科書裡，關於「成年」的定義裡，有五個標準是最常被提到的：完成大專大學教育、空間上離開原生家庭、結婚、有小孩、經濟上的獨立。

亞奈特認為，處於成年前的湧現期的青年，是指那些「已經離開了兒童和青少年階段的依賴」，卻還沒辦法承受成年期應有的責任感的人，因而在愛情關係、工作和世界觀上，發展出許多可能的樣態。這個階段的五個特色：自我認同的探索、不穩定、只關心自我、感覺兩邊都不是，和充滿可能性。

在人類發展史上，成年湧現期的出現，是可以從經濟和歷史的脈絡來談論的。在當今的產業化經濟、高度資本主義化社會或資訊化社會裡，年輕人需要更多的教育，才能勝任許多技術性或專業學術領域的工作。大學畢業後的繼續訓練成了必要，進入新階段的年齡自然也就延緩了，也允許更多時間的自我探索。

美國人第一次婚姻的平均年齡一直在增加，從70年代的女性21歲、男性23歲，到2009年女性26歲、男性28歲。美國媽媽們54％受過大學教育，但同樣地，40多歲女性中有20％沒有小孩。不論是女人受大學教育，還是女人沒有小孩，這在50年代的美國都被認為不可思議。

這樣的情形同樣發生在臺灣。

我們父母親那一代不可思議的家庭計畫

現在回頭看臺灣過去的家庭計畫，更可以突顯這一切的差異：過去的家庭和生涯計畫，是如此不同於現在。

第一個提出來的家庭計畫口號是1967年的「五三口號」，當時的生育計畫是：「婚後3年才生育，間隔3年再生育，最多不超過3個小孩，33歲以前全生完。」如果33歲以前生完3個小孩，也就是女孩最慢在24歲以前就要結婚了。

我經常在演講裡提到這一口號，現場的聽眾幾乎無不流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畢竟，對現代的臺灣人來說，女性33歲以前結婚就不算太晚了，根本很少生完3個小孩。

對現在習慣晚婚的這世代臺灣人而言，實在很難想像他們的父母或祖父母是怎麼結婚的。2012年臺灣人的平均結婚年齡，男性是31.8歲，女性則是29.5歲；但在1989年，男性是28.8歲，女性則是25.6歲。

如果再往回推，回到17世紀的西方或19世紀的臺灣，我們更可以發現，在那個時代，連「青少年」這個階段也不存在於人的發展中。在過去的臺灣社會，對青春期的說法是「轉大人」，也就是有了青春期，人的發展就從小孩變為大人了。在這過程中，並沒有青少年的存在。

最初的歷史，his-story，「他的歷史」是指男人的歷史，而且是男性成年人的歷史。不要說青少年，連兒童都不存在。兒童被視為「人」，是中世紀後期的現象。當時的西方才開始出現「家庭」這樣的情感場域。而青少年更是工業社會以後才出現的。

如果青少年這觀念都可以遲遲到工業社會才出現，那麼後工業社會再出現一個「成年湧現期」，又何嘗不可呢？

轉換一個觀念，一個角度，或許就柳暗花明

我們應該如何面對這一個新世代呢？

新時代的變遷不只帶來人類發展的新階段，更讓我們在這些新階段中看到許多新的現象和新的行為。

將這一切新現象和新行為加以疾病化、異常化或醫療化，不應是唯一的方法。甚至，用這樣的負面態度來面對新事物，可能反而對涉及其中的個人和家庭產生惡性循環的效果，進而造成滾雪球效應，發展出不可收拾的後果。

雖然，不可否認地，其中的一些人也許真的是符合疾病的標準，譬如夏鴻的過度迴避顯然就有些嚴重了。然而，佑詩的行為或人生觀，恐怕是因為這一新階段的出現才湧現的新現象，說不定將是未來世界裡生涯規畫新趨勢之一。

然而，即使是夏鴻這樣確實較嚴重的情形，也不可否認，如果我們固守著原本的價值觀來看待這些新現象，雖然出發點是想幫助年輕人，最後其實反而變成像夏鴻這類年輕人的另一股壓力來源，甚至還助紂為虐似的，推波助瀾地惡化了他們的處境。

如果夏鴻是活在10年後或20年後的世界，這情形更普遍，也更廣為人知了，那麼，他也許不只是不會那麼痛苦，他的內向行為也可能因為這世界對這行為變得較容忍，他也就比較能接受自己。如果，遭遇的阻力少了許多，不論是面對家裡頭的情形還是外面世界，他本身都容易適應多了。

這是問題行為嗎？還是提早出現的未來常態？

也許，臨床工作者也好，甚至父母也好，我們都應轉換一個角度，甚至換一個腦袋來看看這個嶄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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