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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 全球話題

看末日博士克魯曼:偏執狂風格竟然成為主流?!

撰文者:拉詹
大師開講 2013.09.17

克魯曼
克魯曼
來源:commonwealth.club@flickr, CC BY 2.0

為何原為一場備受矚目的經濟爭辯會迅速演變成充滿個人偏見的攻擊?近來最知名的例子,或許就屬諾貝爾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抨擊經濟學家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與羅格夫(Kenneth Rogoff)了。克魯曼從原本批評他們論文中的一項錯誤,擴大成指責他們對學術透明度的承諾。

經濟行為複雜多變
「違反模式」的例外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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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像我這樣認識這兩位優秀國際總體經濟學家的人來說,顯然會立刻打消這些指責。但更嚴重的問題在於:為什麼偏執狂風格竟躍為主流?

部分答案在於,經濟學其實是一門不精確的科學,幾乎所有經濟學家視為理所當然的行為模式,事實上都存在例外。

舉例來說,經濟學家預測,若一項商品價格上漲,人們對它的需求就會減少。但,經濟學的學生們無疑記得他們早期學過的「季芬物品」(編按:Giffen goods,窮人消費的必需品即使價格提高,仍因相對低廉而倚靠更深、消費更多),就違反這個慣常的模式。舉例來說,當墨西哥玉米餅變貴時,貧窮的墨西哥工人反而可能吃更多玉米餅,因為他必須減少肉類等昂貴食物的花費。

這類「違反模式的例外」也出現在其他方面。一項商品的價格上漲,消費者反而常常因此認定它更有價值。原因可能來自於它的象徵價值(signaling value)。一只昂貴的手工機械表並不比廉價的石英表來得準時,但因負擔得起的人不多,所以擁有它就是有錢人的象徵;同樣的,投資者一窩蜂搶買上漲的股票,多半是因為它們有一股「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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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在於,經濟行為十分複雜,而且還會隨著不同的人、時間、商品和文化而改變。物理學家不必知道每一個分子的行為就能預測氣體在壓力下的表現,但經濟學家無法這麼樂觀。在某些條件下,個體行為失常會互相抵消,因此,群體行為會比個體行為要容易預測一些,但,在某些其他條件下,個體間彼此影響,使群體變成聽從少數人領導的烏合之眾。

經濟決策者遇到的困難還不只這些。經濟機構各有各的作用,端視品質而定。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總體經濟學家所做的已開發國家經濟體模型中,並不包括金融部門,畢竟,打從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後就沒發生過金融危機,於是便宜行事,將金融管道檯面下運作視為理所當然。

基於簡化至此的模型所建議的政策往往看似奏效,直到整個體系出現逆流,亦即被羊群行為(herd behavior)全面壓倒而失常。至於羊群行為是如何因政策而形成的,我們現在才開始了解。

因此,為何不撇開理論,讓證據來引導政策呢?遺憾的是,因果關係輪廓清晰的證據很難獲得。若說國債高與經濟成長緩慢有關,那麼,究竟是債務過多妨礙成長,還是成長緩慢造成國家累積更多債務?

就計量經濟學家這項職業而言,大部分的工作是建構在找出一個明確方法,以建立因果關係的方向。可惜,許多這類做法都無法適用在經濟決策者所面臨的重要問題。因此,證據並不能真的告訴我們,高負債國家到底該還錢,抑或是借更多、投資更多。

此外,一些看似明顯、堪稱常識的政策解決辦法,都太常產生意料之外的後果,因為,政策的對象是無法預期會做出何種反應的主動代理人,而非物理學裡頭的被動對象。比方說,價格管制所產生的結果和降價不同,往往會造成匱乏,也導致黑市出現,在這個小圈子裡,受管制商品的價格被哄抬得更誇張。

所有這些例外都意味著,經濟決策者需要具備非常高度的謙卑之心,對各式替代方案(包括它們或許出錯的可能性)抱持開放的態度,並願意冒險試驗。這並不表示我們的經濟學知識無法提供指導,只表示在理論中行得通、在過去或在其他國家行得通的政策,換到另一個國家推出時,主事者應以相當程度的自我質疑檢視。

但是,對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經濟學家來說,想要透過改進分析、防堵政策來改變心意其實是難上加難,最好能清楚堅持他的知識觀點,特別是如果過去的學術成就證明了他的專業主張更好;如果還能引發更激烈的公共爭辯,這個辦法就不算完全一無是處。

然而,這麼深信不疑的缺點在於,它會影響這些經濟學家看待相左意見的方式。如果有其他和你資歷相當的經濟學家持有與你完全相反的觀點,你如何說服你的狂熱支持者?通常,最簡單的影響途徑是透過抨擊另一方的動機與方法,而不是承認並挑戰相反理論的觀點。公眾往往在過程中都被蒙在鼓裡,既未促成公共對談,也沒能機會教育。這也不利於年輕、資淺的經濟學家進入公共議題討論的領域。

公債高、GDP減緩?
面對爭論,克魯曼失焦了

向來非常嚴謹的萊因哈特與羅格夫,在他們針對數百年公債與主權債務所進行里程碑等級的重要研究中,某一篇研究論文裡出現了一個錯誤,而且它既不是在他們2009年獲獎的著作裡,也不在往後會被廣泛傳閱、對其工作上學術爭論提出回應的論文中。

萊因哈特與羅格夫的研究大致顯示,當公債高漲時,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就會減緩。正當「這是否意味高債務妨礙成長」的合法爭論成形之際,克魯曼卻將問題轉向質疑他們的動機,譴責萊因哈特與羅格夫蓄意不讓他們的資料進入公共範疇,兩位經濟學家對此指控深感震驚,因為這無異是指控他們學術不正當。對此,他們發表了嚴正駁斥,包括提供網路證據,證明他們從未對分享資料有所保留。

持平而言,由於克魯曼具強勢、高知名度地位,因此招致許多右派人士的猛烈批評。或許在公共辯論的領域裡,針對動機而非實質問題的偏執狂風格,是對抗激烈批評的有效防禦策略,可惜指涉的範圍太過頭了,連許多合理分歧的觀點也一概反對。或許,值得尊敬的經濟學爭論只可能發生在學術界範疇,想在公共議題的領域裡看到,八字都沒一撇。

小檔案_拉詹Raghuram Rajan

美國芝加哥大學商學院金融學教授
國際貨幣基金(IMF)前首席經濟學家

作者簡介_Project Syndicate

從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哈佛、耶魯等知名大學教授到聯合國官員;從中國、新興市場、歐美到中東、阿拉伯世界,全球財經大師開講,深入淺出剖析國際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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