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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前總統穆爾西被推翻後,其支持者和反對者形成了兩大衝突陣營。事實上,如今埃及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一個難以治理的國家,只能靠慷慨的外國施捨過活。
穆爾西從來不曾滿意過自己脆弱的地位。儘管他是民選總統,卻選擇了不民主的治國方式。他熱衷於更換司法系統和公共檢察官,穆爾西不能容忍別人反對他所推行的保守主義憲法草案。如此作風表明,他早已忘記了兩年半前讓溫順的埃及人民走上街頭、推翻其前任穆巴拉克的結構性問題。
與穆爾西的治國風格一樣為害甚深的,是穆斯林兄弟會的孤家寡人思維。幾十年的迫害史給穆兄會的領導人灌輸了一個觀念——全世界勾結起來和他們作對。掌權讓他們的偏執狂思維愈演愈烈。
穆斯林兄弟會領導人相信,美國和埃及精英處心積慮要使他們失敗。因此,他們拒絕與世俗反對者接觸,防止他們也能從政治蛋糕上分一杯羹。即使是更嚴格恪守教規的伊斯蘭光明黨(Nour Party)也沒有參與政府組建。
但馬失前蹄的並不只有對民主缺乏經驗穆兄會政客。埃及長期盟友和贊助人美國,他們關心埃及的重點,不是強化埃及的國家制度,而是該如何以撤除援助的方式,逼軍隊交還權力。IMF等多邊貸款機構則關注減少埃及大規模補貼等財政改革,而不是鞏固其四面楚歌的經濟。
如今,西方試圖打造成其他阿拉伯國家應該效仿的民主轉型已經倒下。資本外流和遊客銳減重創埃及經濟,已在垂死掙扎。
埃及一直依靠慷慨的捐助,維持其千瘡百孔的國家和經濟。1952年軍事政變後,蘇聯提供了大量援助。蘇聯「技術」專家將埃及第二大城市亞歷山大港變成了俄羅斯鄉村俱樂部。1973年對以戰爭結束後,埃及倒向西方,美國成為其主要金主。但美國禮儀性的、每年15億美元左右的資助,也只能暫時止住埃及經濟的痛苦,而無法根除頑疾。
但是,國際社會總是說,埃及必須以經濟改革和民主轉型,當作獲得援助的條件,這會造成政治混亂風險。國際社會應該將注意力放在能減輕埃及人沮喪感、有助於建立促進民主轉型的機構的金融援助。
但是,在美國國務院許諾給埃及的15.6億美元2013年援助中,只有2.5億美元會用於非軍事項目。美國應該增加對著重於治理、公民社會和強化法治精神的項目的融資。這些項目的2013年預算只有區區2,500萬美元。
為了提振埃及經濟,美國需要將援助政策從提供項目資金,轉變為提供即刻預算紓困。美國和其他西方贊助者應該轉而幫助埃及節省使用其資源,埃及常常為了安撫人民而濫用資源。埃及是世界最大的小麥進口國,食品補貼佔了GDP的約2%。為了保護其寶貴的外匯儲備,埃及需要美國及其盟友提供食品。這一政策是1973年戰爭後採用的,當時美國提供每年2億美元的小麥採購量。採取這類政策將給埃及機構和民主進程時間和空間打下紮實基礎。
除了這些問題,還有最古老文明之地的民主前途問題。不管在未來選舉中誰能勝出,都將缺少只有多數人才能提供的合法性。去年,多數人的意見是選擇穆爾西。把他轟下台無異於毀掉了民主的一大支柱,也樹立了危險的先例。
但是,在這個面臨如此之多問題的國家中,卻無人討論穆爾西被推翻的悖論和隨之而來的民主兩難。
巴拉克·巴菲(Barak Barfi)是新美國基金會研究員。
從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哈佛、耶魯等知名大學教授到聯合國官員;從中國、新興市場、歐美到中東、阿拉伯世界,全球財經大師開講,深入淺出剖析國際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