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意工作到70歲的人，最幸福！

如今，放眼全球，持續的失業、技能和職缺無法配合，以及退休制度，成為財政政策的核心。

失業，是諸多問題造成的。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遺毒仍在影響歐洲、美國和日本等先進經濟體。由於總體經濟前景不明，許多企業不願意招聘新員工，導致全世界年輕人失業率高漲。但更長期的結構問題也在壓抑著勞動力市場。

技能和職缺無法配合。全球化雖然創造了新的職缺，但是大部分新職缺需要的是具備不同技能的人，這意味著因產業衰落而失業的工人難以找到新工作。此外，技術進步使勞動力不斷被取代，從超市到汽車流水線，電腦和機器人取代了人工。

退休制度。先進國家面臨著迫在眉睫的「高齡化」問題，但大部分新興國家也處於人口結構轉型中，不出二、三十年便將步入與先進經濟體相似的「倒金字塔」年齡結構。事實上，中國達到這一步會早得多。與此同時，高齡化帶來的老年人健康支出成本，構成了高齡社會的主要財政挑戰。但在本世紀中葉，60歲年齡段的預期壽命將比二戰後時期增加十年，而當前的退休年齡就是那時候制定的。

目前的情況，只是「微調」已經不可能降低社會緊張和年輕人恐慌，也無法解決日益成長的財政負擔。必須對工作、技能形成、退休和閒暇予以徹底的重新評估，而任何全面的改革都必須包括幾大原則。

首先，技能形成和開發必須成為一生的過程。從正式入學開始，並在一生的時間裡參與數次在職培訓和全職教育。年輕人在職業生涯剛開始的一兩年中，應該免於繳納社會保障費用。

第二，退休應該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50歲之前，人們每年平均可以工作1800～2000小時，60歲出頭時可以降低到每年1300～1500小時，在70歲時再降低到每年500～1000小時。比如，醫院護士和初中教師可以每週五天工作到近60歲，每週四天工作到62歲，每週三天工作到65歲，然後每週兩天工作到70歲。

雇主和工人應該就這一靈活性進行談判，但政府應該提供鼓勵政策和財務支持，例如可變動的社會保障和所得稅。帶薪假期可以每年3～4週直至45歲，然後逐漸增加，到近70歲時達到每年7～8週。母親和父親的育兒假較短的國家（比如美國）應該增加。

公共政策還應該鼓勵擴大個人選擇範圍。比如，每隔十年，工人應該能夠參加一年的正式學習，其中三分之一的費用由雇主承擔，三分之一的費用由公共資金承擔，三分之一的費用由個人儲蓄承擔（具體比例可以隨收入檔次調整）。

最終目標應該是建設這樣的社會：只要身體健康允許，公民可以工作和納稅到將近70歲，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工作環境應該根據個人狀況增加彈性。事實上，在很多情形中，漸進、彈性的退休不但有利於雇主和政府，也有利於工人本身，因為繼續工作通常可以帶來個人滿足感和有益於身心的社會關係。

我的華盛頓布魯金斯研究所同事格雷厄姆（Carl Graham）和尼科洛娃（Milena Nikolova）通過蓋洛普全球民調（Gallup World Poll）的數據發現，最幸福的人群是那些自願參與兼職工作的人。作為延長工作壽命的交換，公民終其一生將擁有更長時間的閒暇和技能形成，有利於生產率和生活滿意度的提高。

21世紀上半葉的新社會契約必須兼顧財政現實、個人偏好以及強大的社會凝聚力和對個人情況和經濟波動的衝擊的保護。許多國家正在朝這個防線努力。它們的步伐邁得不夠大。我們需要對教育、工作、退休和閒暇來一個全面的、革命性的再安排。

克馬爾·德爾維什（Kemal Derviş）是前土耳其經濟事務部長，前聯合國發展計劃署署長，現為布魯金斯研究所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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