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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公河三角洲,農民在旱季每公頃能收穫6~7噸的水稻,雨季則為4~5噸,使用快速成熟稻種,每年可以收穫三季。相反,西非稻農種植傳統旱稻,每年每公頃只能收穫1.5噸,其它穀類產量更是不到1噸,與歐洲中世紀產量水平相當。
如此差異是可以避免的。事實上,農業技術(從效率更高的機械到更棒的稻種)有潛力大量縮小產量差異,即便兩地氣候和生產者不同。
比如,一種新的非洲旱稻——非洲新稻(Nerica)能將年產量翻三倍。類似地,在過去40年中,改良的餵養模式、高質量飼育和更好的獸醫服務,讓全世界平均牛奶產量增加了一倍多。儘管如此,地區差異仍然巨大:紐西蘭的奶牛一年可產奶9,000公升,而熱帶地區的瘤牛只能產出300公升。
增加農業產出的需要,每一天都變得更加緊迫。全球人口將在2050年達到90億,而發展中世界的人口(增量人口幾乎全部來自這裡)正在追求更多樣化的飲食。到2030年,動物產品需求將翻倍,而食品總需求將上升40%。
科學對全球食品生產有極大幫助。儘管轉基因技術無法養活全世界,但它的確提供了重大進步,使科學家能夠進行或改良傳統飼育無法達到的特性,比如讓木薯變得抗蟲和讓飼料變得更加容易消化。
平心而論,增加產量和養活全世界並不是同一回事。如果大量人口無法負擔生產出來的糧食,那麼產量再大也無濟於事。過去20年中,近10億人口擺脫了貧困(根據世界銀行的定義,貧困線是每天收入少於1.25美元),要讓另一個10億人口擺脫貧困就沒有那麼容易了。
因此,決策者應該加倍努力,藉著支持永續化經濟成長以減少貧困。他們應大力承諾,推動可靠的農業管理,維繫運轉良好的市場,並增加農業投資。與此同時,這些緊迫目標也不能妨礙產量這一焦點問題——在近幾十年中,產量增加帶來了四分之三的糧食總產增長。
幸運的是,在可預見的未來,最大的潛在限制——土地、水和營養素——不太可能嚴重約束全球產出。但是,儘管從全球看這些要素並不短缺,但從局部而言並非如此。
儘管人均作物產量仍將下降,但全球適耕土地數量比先前估計的要多。比如,巴西塞拉都(cerrado)原本認為無法耕種,但也已經開始使用,這對於非洲稀樹草原來說是個福音。未使用土地在於南美、中亞和東歐各處也有。
更緊迫的挑戰是確保作物得到足夠的水,這需要建造和維護高效灌溉系統以穩定產量,讓農民每年可以收穫更多季的作物。比較而言,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只有4%的適耕土地得到灌溉,在亞洲,這一比例為38%。儘管中東面臨嚴重的水短缺問題,但非洲(大部分人口增長都將發生於此)還蘊藏著大量未開發水資源。
肥料的使用在近幾年中效率猛增,這一趨勢還將持續下去。磷酸鹽等物質的儲備足夠使用幾十年,氮更是取之不盡。從廢料中提取營養素的技術已經發明,從而降低了對採礦的依賴。此外,豬和家禽是理想的食物廢料處理者,它們的排泄物也可以作為養料和能量源,將未來食物鏈融入生產大循環。
也許對農業生產最嚴峻的問題是勞動力短缺,因為組成了農業勞動大軍的農村年輕人口紛紛湧向城市。小農無法生存,農業生產將日漸集中化和機械化,增加化石燃料使用,這必須通過引入更高效的技術以抵消影響。
當然,未來糧食生產還面臨著極大的不確定性。人口增加可能不會如預料般減緩。保護主義威脅著開放市場和GDP成長。價格波動——不管其觸發因素是乾旱還是短視的國家政策——可能阻撓農業投資、降低窮人的購買力。
氣候變化是否會變成未來幾十年產量不確定的來源,目前還不得而知。儘管降水量可能受到影響,但溫度升高能讓較冷地區適合農業生產,而二氧化碳能刺激植物生長,即使在乾旱地區也是如此。
此外,儘管食品衛生、食品溯源和標籤在改善,但任何食品安全方面的疏忽,都可能在複雜而互相關聯的全球糧食鏈中引起深遠的後果。動物產品需求上升凸顯微生物風險,而動物福利措施有時會造成新風險。比如,開放式家禽飼養增加了禽流感等傳染病的傳播。
儘管存在這些風險,未來糧食安全的前景仍然是光明的。我們的食品比以前更安全,我們的飲食比以前更多樣;生產方法變得越來越可持續、清潔和高效;我們在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的經驗也越來越豐富。
但許多歐洲人和美國人(這些人從農業進步中獲益最多)對這些進步深感狐疑,視科學進步和自由貿易為洪水猛獸。這樣的觀念妨礙進步,它們才是全球食品產量的真正威脅。
路易斯·費萊斯科(Louise O. Fresco)是阿姆斯特丹大學大學教授,聯合國糧農組織研究主任兼助理總幹事。
從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哈佛、耶魯等知名大學教授到聯合國官員;從中國、新興市場、歐美到中東、阿拉伯世界,全球財經大師開講,深入淺出剖析國際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