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巴西人都不要世界盃，台北人為何需要世大運

有誰能想到？他們，巴西人民，在足球場外抗議祖國舉辦2014年世界盃。與此同時，巴西國家足球隊在聯合會盃決賽上痛宰了西班牙隊...

這就好比是天主教徒在梵蒂岡外抗議選出新教皇。

足球之於巴西，正如烹飪之於法國，乃國之瑰寶也。不論他們經濟、種族和政治上有什麼差別，巴西人因為擁有世界最強足球隊而自豪，他們贏得過多次世界盃，上演過一次又一次「完美比賽」。下一屆世界盃和奧運（2016年）都將在巴西舉行，儘管光是世界盃就要花費130億美元，但這再自然​​不過了。里約熱內盧就是足球的家園。

那麼，是什麼讓19歲的巴西男子對記者說出：「我們不需要世界盃。我們需要的是教育、更好的服務和更人性的政策。」這樣驚世駭俗的話？許多人都有同樣的感覺。難道數百萬巴西人一夜之間失去了對足球運動的熱情？

果真如此的話，被他們所放棄的也不是足球運動本身，而是足球運動所變成的樣子：一樁10億美元的生意，富而不仁的顯貴拿它來裝點門面，淪為腐敗的政府和國際運動組織的奢侈展示品。

曾幾何時，足球是一項植根於社區的大眾運動。本地工人階級男孩為本地俱樂部效力，本地俱樂部擁有非常忠誠的球迷群體。足球沙文主義總是有著暴力之刃，因為它通常包括了種族、宗教和階級元素：新教徒與天主教徒（在蘇格蘭）；被反對「猶太佬」的球迷奚落的「猶太」俱樂部（在阿姆斯特丹、柏林、倫敦和布達佩斯）；奢侈俱樂部（比如伊斯坦堡的加拉塔薩雷）和純粹的工人階級俱樂部（倫敦的西漢姆）；以強烈的地區身分為傲的俱樂部（巴塞隆那）；以及接近權力中心的俱樂部（皇家馬德里）。

一些俱樂部的財務受企業支持，以贏得員工支持：比如，飛利浦公司贊助荷蘭俱樂部埃因霍溫，飛雅特在義大利的尤文圖斯也扮演著同樣角色。但是，不管有沒有贊助、位於何處，球迷與大部分俱樂部心心相印，對國家隊亦然。他們是人們「身分認同」的一部分。

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一點仍然成立，但一些關鍵之處已經發生了變化：足球已經走向全球化。新的所有權規則、有線電視、產品代言和其他商業相關因素使得中國的曼聯球迷可能比英國還多，更不用說曼徹斯特了。足球隊現在就像是跨國特許精英企業，教練和隊員都是從全球遴選而得。

但光是這一點無法解釋巴西示威者對足球產生的疏離感。論全球普及，足球不如奧運，而在這方面，我們得回過頭來理解一下全球化運動的腐敗問題。

與足球不同，奧運始終與精英階層緊密相連：從大學生中遴選出來的業餘選手，如此等等。奧運之父顧拜旦是法國貴族，他推廣體育是為了刺激法國人從1871年普法戰爭的失敗中重新振作。他舉辦奧運的目的，是通過體育競賽實現世界和平和四海之內皆兄弟的高尚理想。

這一理想極易被政治腐蝕，1936年就是明證：老態龍鍾的顧拜旦，一場關於和平和公平競賽的演講，通過揚聲器飄蕩在柏林奧林匹克體育場上空，而希特勒及其親信朝納粹旗幟敬禮。

但即使沒有臭不可聞的政治，舉辦奧運所需要的鉅資——建造體育場、交通基礎設施、飯店，以及其他各種商業設備——注定會滋生賄賂和回扣文化。奧林匹克官員成了國際精英，他們生活在自成體系的財富和地位泡沫中。

我曾經在亞洲某國首都的一家頂級飯店中巧遇這些人，他們金履華服，風度翩翩。令人驚異的是，這些最優渥的代表往往來自世界最貧窮的國家。

如今，足球就和奧運（或一級方程式賽車）一模一樣，除了它所涉及的錢更多之外。足球俱樂部已經成為俄羅斯和中東新富豪地位的象徵，國際足球比賽，特別是世界盃，已經成為彰顯國家政府地位甚至合法性的盛會。這類盛會強化了現代政治體制——不管是民主還是獨裁——建造不朽建築工程的傾向（巨型的新體育場、龐大的購物中心、巨大的會議中心等），有時這些建築是有必要的，但通常並非如此。

結果，現在開發商、建築商、政客、富豪和國際體育官員主宰了完美比賽。這增加了他們的權勢、財富和地位。但他們揩了主辦國的油後便拍拍屁股一走了之。這讓大量人口仍然處於貧困、無法接受體面教育和合適的醫療服務的國家尤其難堪。

數百萬巴西人明確地表明了什麼才是他們最先考慮的東西。他們並沒有失去對足球的熱愛。相反，他們在通過抗議，凸顯現代足球運動的可笑操縱，試圖讓足球正本清源。

伊安·布魯馬（Ian Buruma）是巴德學院民主、人權和新聞學教授，著有《馴服諸神：三大洲的宗教和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