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困境:跳板角色淡去

這幾年台灣經濟表現持續不理想,各項數據都掉至亞洲四小龍的尾巴,引發一陣人才斷層的討論熱潮。這情形看在我們這幫資深台幹眼中,其實一點都不驚訝;因為就像溫水煮青蛙,雖然熱議發生在今天,造成斷層的因子早在多年前就已經種下。

以我最熟悉的外商為例,早期許多財富五百強跨國企業在台灣都有據點,看好台灣經濟發展奇蹟和市場前景。政府又推行多項例如國營事業民營化的經濟自由政策,外商公司自然有興趣擴大在台投資和組織規模。

考量交通、語言、基礎設施等因素,跨國企業向來把亞太營運中心設在新加坡或香港等開放的地方。少數例外,譬如飛利浦將亞洲總部設在台灣是因為有主要工廠。九十年代大多企業對大陸既期待又怕受傷害,寧願用香港或台灣作為前進大陸的跳板。

於是越來越多公司在台灣招兵買馬、部署重兵,甚至將亞太總部遷來台灣。

那段時間是外商駐台人員的巔峰期。美僑商會、歐洲商會會員人數多,天母陽明山一帶更像國外的社區。台北街頭常碰見西裝筆挺的老外白領上班族,還有不少外國年輕人來台灣學習中文,準備往大陸發展。

榮景不長。隨著大陸情勢漸趨明朗,各國外派人員開始直接進駐大陸。大陸本地人才也陸續被培養接班,台灣作為跳板的角色漸漸淡去。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還是台灣自身受到諸多政治選舉影響;政黨為搶選票,保護主義盛行。多項國際矚目的大型開發案,都因為政治考量使得外商敗興而歸。多項外商期望參與的國營企業民營化商機也大都雷聲大,雨點小,改成了官不官,民不民的組織架構。

短期來看,員工權益沒有損失,國家的肥水也沒有落入外人田。但長遠的影響在十幾年後的今天浮現。企業績效不但因為缺乏外來活水注入而沒有得到提升,反而各種因循苟且、因人廢事的案例層出不窮。

人才找不到舞台,企業找不到人才

八九十年代,一般來說,外商的薪水和福利優於本地企業和公家單位。加上景氣好,人力需求大,許多大學畢業生的工作首選是外商企業,在還沒有週休制度的年代成了少數每週只需要工作五天的上班族。這幫四五年級生中的一部分後來成了早期領高薪外派大陸的台幹,較年輕的員工也將前進大陸納入職業生涯規劃。

進入21世紀,台灣政經環境丕變。許多企業降低在台投資規模,當年風光來到大陸的台灣人,忽然無家可歸;而已經為準備去大陸的後來者,更必須抉擇要繼續留在前景不看好的台灣,或是壯士一去兮不復返。

當時的台灣經濟,起碼從統計數據來看並不差,但對電子業的依賴漸趨明顯。傳統製造業大多已經外移,而看似蓬勃的服務業雖然創造不少就業機會,卻大多是技術含量低的中低階職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