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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警方交火中喪生的哥哥塔默蘭(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主嫌)似乎是典型的「激進失敗者」。而正在波士頓醫院接受槍傷治療,並等待接受死刑審判的弟弟佐哈,與其說因為信仰參與恐怖活動,還不如說是因為兄弟情誼而被牽扯其中的可憐追隨者。
「激進失敗者」是指那些感覺被絕情、冷漠的世界拋棄的年輕人。很多困惑年輕人那種酸楚的被拋棄感,在某些人身上化成了強烈的復仇欲。
情侶分手、工作申請被拒,任何小事均可能觸發這場最後的瘋狂。就以塔默蘭為例,他因為不是美國公民而失去了登上拳擊冠軍寶座的機會,激進伊斯蘭主義為他提供了為事業獻身的現成機會。
美國對這場造成3人死亡、264人受傷的波士頓爆炸事件的反應非常有趣,在某種意義上也更耐人尋味。即使在塔默蘭已死,受傷的佐哈被證明是唯一已知逃犯的情況下,波士頓當局依然決定封鎖整座城市。公共交通及城市列車停運、公司商店關閉、市民被告知要待在家裡。在倖存的爆炸案嫌犯被發現之前,波士頓已經淪為一座鬼城。
如果兩個用化肥和高壓鍋自製炸彈的迷惑年輕人,就能對美國的主要城市產生這樣的影響,那麼不難想像,他們的對其他激進失敗者、甚至其他極端組織,將帶來多大的誘惑──此次事件顯示,領導人喪失勇氣時,現代城市將變得多麼脆弱。
美國參議院才剛剛否決了一項法案,就是提高已知殺手和精神異常的人購買槍枝的門檻。這個法案才被否決,對波士頓爆炸案的反應卻很誇張,當局對兩者態度的對比,顯得非常怪異。
看來美國人可以容忍中小學生和其他無辜民眾,被精神錯亂者拿著從公開市場買來的武器殺害,卻在所謂「恐怖份子」策劃的殺戮中集體歇斯底里。
這也許是人們習慣成自然的反應。西班牙人對巴斯克分離主義份子的暴行麻木不仁,以致於2004年伊斯蘭極端份子在馬德里殺害191人的暴行,並未引起多大反應;而次年當自殺式炸彈襲擊在倫敦地鐵奪去52條生命的時候,英國人也因為經歷過20世紀70年代愛爾蘭恐怖主義的暴行而顯得相對冷靜。英國人和西班牙人一樣已經見怪不怪。儘管經歷過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美國人卻還沒有對暴力司空見慣。
這還不算,就像年僅19歲的大學生兼美國公民佐哈是反美戰爭中的士兵一樣,以麥坎(John McCain,美國參議員,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等傑出人物為代表的幾名共和黨參議員,呼籲剝奪他的合法權益,並將他當作「敵方戰鬥人員」,移交軍事法庭審理。
美國政界一直存在對外敵誇大其詞的恐懼。作為一個「移民國家」,邪惡的外部世界不應觸及這片自由的土地。當珍珠港、911等外來襲擊真實發生後,美國人好像掉進了活地獄。
另一個因素或許是,由多元文化和傳統組成的國家,需要同仇敵愾。共產黨或伊斯蘭教徒的圍攻給人帶來歸屬感。保護國家免遭危險外來者的威脅,可以產生強大的凝聚力。
這樣的凝聚力在戰時不僅有效,而且必須。但「恐懼政治」也威脅美國自身的安全。以「基地」為代表的政治恐怖組織,目的就是激起報復。如果被當作普通罪犯,恐怖組織成員的上述目標將無法實現。但自稱與世界排名第一的軍事強國作戰,能幫助他們博取同情,進而從激進失敗者和不滿群眾當中徵召人員。
前總統小布希曾經說過,恐怖主義是表達對美國自由的仇恨。但當恐怖主義導致對犯人施暴、警方加強監視,和美國公民合法權益受到官方威脅(或者就本案而言,兩名年輕移民所犯的罪行導致波士頓全城陷入癱瘓時),美國政府對於自由的傷害遠遠超乎任何恐怖份子的想像。
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巴德學院民主、人權和新聞學教授,著有《馴服諸神:三大洲的宗教與民主》。
從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哈佛、耶魯等知名大學教授到聯合國官員;從中國、新興市場、歐美到中東、阿拉伯世界,全球財經大師開講,深入淺出剖析國際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