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當我還是一個很年輕的banker時,曾有一次難忘的國際合作經驗。

記得當時中鋼要民營化進行釋股,公開評選財務顧問,我所工作的外商和另外一家全美頂尖的投資銀行合作,共同組成了一個競標團隊。

由於最終的簡報是用中文文件,所以我們彼此分工的方式是由我這邊先寫初稿,然後再由國外來的另外一家銀行做進一步的修改。因為有很多外國人在工作團隊中,所有往來文件都有中英文對照版本。

這樣複雜的工程當然不能只靠電話和郵件來完成,一定要面對面坐下來討論,於是這家美國投資銀行派了一位專案項目經理來台灣。

初次見到他,我差點昏倒。他是黎巴嫩人,在倫敦的辦公室工作,從來沒有來過台灣,我連他的名字都不大會唸,不禁想和這樣的人如何能共事,而且他對台灣又不了解,我的心裡實在很不服氣。

在接下來的一周裡,這位老兄的確把我們搞得人仰馬翻。他表示我先前寫的draft不及格,因為是以台灣觀點寫的,不符合國際慣例,必須全部照他的格式重來,由於我當時年輕經歷不足,而且我們公司的確比他們小,資源無法相比,於是我們國外總部要求我對他全力支援配合,我的台灣團隊基本上變成打字與翻譯總部。

經過了幾天不眠不休的努力,我們神奇的完成了一份厚達百頁的建議書。這位黎巴嫩老兄其實既不是鋼鐵權威,也不是台灣專家,但他卻是一位資源整合高手。他調動了這家大型投資銀行全球的資源,包括鋼鐵業研究、各種上市案例、產業比較數據分析等。

在此同時,他透過我收集了更多關於台灣市場以及中鋼的資料,修正原先的財務模型,透過和國外資本市場主管的連線討論,提出最合適的民營化釋股建議。他的工作就是制定方案、溝通協調、形成共識,並盡一切可能達成目標。

他也懂得政治正確,尊重我作為「聯合財務顧問」的角色和話語權,所以挪了一個章節「台灣資本市場」交給我來寫,讓我有適度的參與感與榮譽感。